城規會委員胡祖杰

城規會委員胡玉沛

年度回望，檢視城規會功過
超高樓破壞主教山景觀，一幢幢醜陃的建築拔地而起，是澳門人心中的一根刺，也是工務部門黑箱作業的佐證。澳門人在城市規劃吃的虧並不少，好不容易等到城規會終於成立，會議全程公開，有半數代表來自民間，規劃條件圖公示期市民可表達意見，算是打開了一個公眾參與的突破口。但其諮詢性質，一直令外界質疑會否只是一場口水會？近日漁人碼頭大逆轉個案，公眾不但強烈質疑工務局走回舊路，更憂慮城規會被弱化成一個表面帶著民意光環、但卻無力挽回的花瓶角色。
城規會運作剛滿一年，每次會議都不缺火花，舊建築立面保不保？大廈應壓低還是放高？業權人利益與城市文化氛圍孰輕孰重？發展與保育之間的爭論，不斷在天秤上遊走，近日這種平衡終要接受考驗。工務局在缺乏理據下，短短半年後突然大幅放寬漁人碼頭A地段的可建高度(60米加至90米)、容積率和地積比率，被坊間揶喻為「放水」，公示諮詢期間一場「灌水」，荒唐的戲碼又再上演，市民心中涼了一半。續後僅屬諮詢性質、官員聽完就算的城規會如何發揮把關作用，還是一個大問號。
政策左搖右擺 不尊重城規
城規會民間代表胡玉沛認為，漁頭事件反映城規會和政府都應再行前一步，假如發展商要「駁則」，申請修改土地用途或控制指標，這階段的初步研究方案已經要公開並交上城規會討論。否則，只會惹來民間更多揣測：工務局是否為發展商「量身訂造」？是否有「檯底交易」？在行政程序上越早透明化，有助試水溫，減少民間的反彈。這對政府來說需要的只是決心，並沒有難度。
他指出，以往市民對城市規劃政策失去信心，主要是政府政策搖擺。以新城A區為例，行政會突然單方面公佈住宅加至三萬二，推翻了之前多輪諮詢結果，對城市規劃的管理原則和連貫性是一種破壞。「外國辛辛苦苦做一個總規，是行五至十年。但為了一個社會問題，政府總是見招拆招。經常說要科學施政，但在城市規劃方面暫時看不到很多數據支撐，大前提是有沒有一個清晰的人口結構數據。」
城規會只是口水會？
現在有了城規會，討論又會否只是流於口水？胡玉沛坦言，為免被某一界別「騎劫」，暫時認同城規會維持諮詢性質。如果符合以下三點，便是適當時機變成決策機關：首先，會內和公眾討論的專業水平要共同提升；其二，《城規法》、《文遺法》、《土地法》剛推行不久，要時間驗證成效；第三，城市規劃幾個重要框架，總體規劃、詳細規劃和分區規劃還未出台，等遊戲規則定下來再修改城規會的職能還未遲。
不過，現時城規會的運作方式，胡玉沛已認為有必要調整，例如應儘快建立定期的意見回饋機制，到底工務局接納了委員哪些意見，最後方案如何，這一些在正式審批前應有專門會議告知城規會，否則爭論完也不知是否有用，信任度根本無法提高。另外，既然會議全程都公開，工務局應將視頻和委員的總結意見放上網，讓公眾一目了然。
角色錯亂 變成文遺會？
城規會上，文化局提出的約束性意見有時相當「辣」，經常被「圍剿」。不少委員質疑保護的理據說不清、無標準，例如最近一幢位處新馬路建築群的內街兩層高舊樓，花最多時間爭論便是應否保留立面和百葉窗；每次有內港重建項目，爭議總離不開「周邊建築已面目全非，單幢保護建築立面和騎樓原貌又有多大意義？」
胡玉沛承認，不少委員都質疑城規會有時變了文遺會，有一定道理。相對單幢的歷史建築、紀念物，現時針對舊區特定建築群的保護位階屬於最低，《文遺法》只是框架性的法律，還未有細化和具體的指引，只靠文化局按專業分析提供意見。他認同在未有總規和詳規前，文化局從嚴把關，否則以現時拆樓的速度，很多舊建築都保不住。建築群的開發強度、限定選用的重建物料、必要保留的建築元素等，例如：百葉窗、女兒牆、拱廊都是文化風貌的延續，至於如何連貫和統一的風格，這一些可交回文遺會討論，文化局吸納了意見再交城規會，會更有公信力。
城規會也應發揮專項研究的功能，由專責小組討論內港騎樓建築保護指引、舊區建築設計指引，有例可循，形成機制，近期這一方面都有見到突破。
議題缺乏高度 討論失焦？
另一位委員胡祖杰認為，新司長上場後，城規會也有了轉變，並非真的軟弱無力。至少近期一些重大分歧的個案，官方都同意押後補齊資料再討論，並不是糊里糊塗過完場就算。在未有總規和詳規的過渡期內，每次開會只能逐份街線圖、逐個項目討論，胡祖杰形容這是瑣碎、費時失事，認為城規會應重點討論大方向、分區功能、新城規劃研究等。「如果學位真的咁緊缺，不是只看一間舊校舍要不要拆，而是再找學校用地。我不反對建公屋，關鍵是平衡發展，公屋其實更有條件建屋邨商場、停車場和公共設施，政府土地都不好好利用，難道要向私人業權開刀？」
他又以最近一次開會討論氹仔街市重建為例，委員討論了整整四十分鐘，工務局才透露已在氹仔預留一塊土地建新街市，「既要有新選址，為何舊的還要擴建？過兩年建成又說要搬，那不是浪費？官也街缺車位，社區設施又不夠，為何規劃不可前瞻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