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律
世界盃亞洲區外圍賽，中港對決，已是矚目；怎料在賽前的宣傳戰，還先上演了一幕國足海報的疑似種族歧視風波，令賽事急劇升溫。事緣於中國足協推出的一系列外圍賽宣傳海報中，在對香港的那張上面，寫著這樣的語句：「不輕視任何對手。這支球隊的人，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這麼有層次的球隊，得防著點！」其中「有層次」三字，更用粗體加大強調。海報公諸於世，社交網站隨即罵聲四起，香港球迷批評足協是種族歧視；媒體報導後不久，香港足總主席梁孔德透露，中國足協已就海報引起的爭議向港隊致歉，並聲稱將更換海報。儘管足協已承認失策，但球迷們卻並不都同意海報內容有涉及諷刺或歧視，而認為批評者是小題大做。
語言是一切矛盾的起點，分析語言至少能釐清矛盾的本源和因由，還是有實際意義的。誠然，若從創作者的角度，來判斷他是有意或無意如此，總不免流於自由心證，同意或反對雙方各執一詞；但從語言的角度來看該句子是否含有諷刺語氣，容或得出較為客觀的答案。
先從粗淺的部分談起。「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觸動球迷神經的，無非就是這一句，尤其是當中的「黑皮膚」一語。也有人說，這只是事實陳述，重點在於指出港隊球員的多元；即使是用膚色來劃分，卻沒有高低評價的差異，因此不屬於種族歧視。可是，問題正在這裡：不是沒有評價的高低就不算歧視，而是壓根就不應從膚色的差異上著墨。你沒事為甚麼要強調「這個人是草根階層，這個人是中產階層，這個人是貴族」？或者說「這個人是愛滋病帶菌者，這個人是梅毒帶菌者，這個人是健康的沒有性病」？歧視的概念不在於你對一個人的某個特徵作出負面評價，而是你認為這個特徵足以突顯出他和一般人的不同，並進而區分出「我們」和「他者」。就上面的例子而言，難道你可以辯稱說，只是在陳述他是愛滋病帶菌者、他則是梅毒帶菌者，但沒有下評價，所以就不算歧視？一言以蔽之，當你在標舉膚色人種的差異，甚至以這種差異作強調時，即便不加評語，亦已帶有歧視成分。膚色人種議題何其敏感，不以膚色劃分族群，這已是當代的國際共識；海報上竟能赫然標出「黑皮膚」、「黃皮膚」和「白皮膚」而不知忌諱，可謂是完全缺乏常識的表現。
撇除這點不談，從整體的語句來看，當中又是否蘊含諷刺的語氣？有人覺得見仁見智；但若真正分析下去，我們便能同意，輿論對中國足協的批評，並沒那麼冤枉。先有這樣的概念：句子的意義除了包含句子內容的意義（如：具體詞彙的意義、詞彙組合後的意義）外，還包括句式（像因果句、條件句等）所賦予句子的意義；當句式的意義與內容的意義相符時，那麼這句子便能讓人合理地理解。現在再看一次原文的重點句子：「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這麼有層次的球隊，得防著點！」這幾句裡頭，隱含了一種因果關係：「有黑皮膚，有黃皮膚，有白皮膚」是「得防著點」的原因。但我們要問的是，為甚麼這種膚色不同、「有層次」的原因，能導出「得防著點」的結論？要表達正常的因果關係，合理的句子應當是像「他們很強，得防著點」、「他們攻守兼備，得防著點」之類；而有甚麼顏色的皮膚，卻是推論不出「得防著點」的結果的。換言之，在這段話中，句子內容的意義與因果句式的意義並不吻合，因此認為句子含有表達因果關係以外的語用功能是合理的詮釋。
語句內存在著「不協調品質」，就可以理解為具有反諷的意味。這是新批評派學者布魯克斯的著名定義。所謂「不協調品質」，其中一種即是句式與內容不和。像海報的句子，用因果關係的句式承載不具有因果關係的內容，便屬於典型的不協調，因而判定為具有諷刺的語用功能，是合乎情理的。類似的反諷句，可謂俯拾皆是：「他是同性戀嘛，所以長得那麼好看」、「他是穆斯林，開槍很準的」。不消說，以上兩句都帶有諷刺以至歧視的含義。
上面論證了語句中確實具有諷刺和歧視的意思，但說到底，創作海報的人或是中國足協，真的有想過要諷刺或是歧視嗎？羅蘭巴特說，作者已死，讀者永遠無法知道他的想法，而且他的想法也不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歧視源於語言，而非說話的人；無心的歧視也是歧視。有心也好無心也罷，請不要成為歧視的幫兇。
虐老事件反映澳門家暴防治意識低下
鈞夏
社交網站上瘋傳一段虐老影片，一名中年女子情緒激動地連續掌摑坐在輪椅上的老婦人，並對她高聲喝罵。從對話可知，兩人是母女關係。由於事發地點是在筷子基海邊，不少途人經過目睹事件並出言阻止，警告如不停手便要報警，其後該名女子才推輪椅離開。片段傳出不久，社工局和警方即迅速介入，老婦人已獲安排暫住護老院舍，中年女子則將被控以侵犯身體完整性罪，並移交檢察院處理。社工局表示，當局一直有跟進該家庭狀況，但在此次事件前，未有發現女案主情緒不穩。據悉，老婦人的丈夫年老無業，兒子亦為智障人士，女事主遂獨力成為家中支柱，相信是迫於生活壓力才會情緒不穩，致向母親動粗。
不得不稱讚，這次事件中公共部門介入之快，為本澳所少見。然而，若非事發地點剛好在公眾地方，又剛好被路人拍下上傳，則不知要多費幾許年月，才能發現這宗家暴案了。
前幾天，筆者在臺灣看到一張家暴防治海報。上面印著的圖片，是一名男士作勢要向女子動粗，旁邊的標語依稀記得是「再愛，也是家暴」。這張宣傳海報，用於反思此次事件，最為適合不過。經社工局說明家庭狀況及該女士所背負的生活重擔後，原本一面倒痛罵事主虐老的臉書動態，已開始轉為同情她的遭遇。然而，家暴就是家暴，起訴的目的並非只在懲罰侵害他人的行為，更重要的是及早發現，以便讓有難處的家庭儘速得到社福資源的協助。當然，女事主只是受困於巨大的壓力，不是存心傷害母親；但既然已出現情緒問題，則她也應成為被幫助的一員，而非放任事態惡化，最終釀成真正的倫常慘劇；且在此情況下，相信法官亦將考慮事主的情緒問題和家庭生計壓力，予以酌情輕判。事件在早期便遭到揭發，社工局能及早處理，以適當的資源幫助該家庭，亦總算不幸中之大幸。
然而，要及早處理，前提是能夠及早發現。直到影片事發之前，儘管已一直有社工跟進這個家庭，卻仍未能預測事主情緒不穩，以防患於未然。這不能全怪責社工，畢竟社工也不是持牌的心理治療師，不能預估一切家庭暴力的發生；真正起到家暴「防治」作用的，仍得仰賴社區和鄰里之間的互相關心，並在有懷疑家暴案之際，第一時間通知社工跟進。可是，受華人社會「家」的觀念所影響，不但「清官難審家庭事」，家暴公罪化之過程一波三折；同時也導致「各人自掃門前雪」，鄰居的家事絕不過問，更別提能察覺事態有異，即時通報社工。在影片瘋傳之際，臉書的評論大多只是對女事主掌摑母親表示憤慨，批評她是「不孝」，卻沒有意識到這是家暴問題，應聯絡社福機構。甚至影片中勸阻的途人，也只是警告說再不停手就報警，但實際上，當下便應立即報警求助，讓警察通知社工介入，協助這個家庭；否則若事主僅是在現場虛與委蛇，回到家中仍繼續動手，那麼這些途人的勸阻，便是任由家暴惡化，而非息事寧人。這次幸好有人拍片為證，又藉助社交網站傳播之效，令社工局有機會迅速瞭解事件；但「不管他家瓦上霜」之風氣如此，未能及早發現的家暴案件，恐怕為數更多。
社區和鄰里意識之薄弱，是家暴泛濫的主因之一。已進入細則性審議的家暴法，應儘快落實，但這仍只屬家暴防治的法制一環；而真要揭露案件，讓受害者和受害家庭早獲幫助，除了社工的評估以外，鄰里之間、社區之內的相互關照，還是最為可靠、也最為及時的瞭解途徑。因此，在家暴法的施行須有所進展的同時，社工局亦宜設立匿名舉報的網站與專線，並加強社區的反家暴宣導，漸漸改變不理別人家事的鄰里風氣，讓家暴防治從鄰居之間做起，儘量減少出現等到社工介入而為時已晚的情況。
無獨有偶，同是在上週，本澳一名男子涉嫌「婚內強姦」被捕。事緣於妻子以兒子已熟睡為由，拒絕他的性行為要求，涉案人一怒之下，毆打妻子並脫光其衣服，並以菜刀指嚇，其妻反抗逃入房間鎖起房門並報警求助，才揭發事件。婚內強姦也在家暴定義之內，但如非這次嫌疑人有暴力行為，受害者又是否能這樣狠下心腸報警呢？「家醜不出外傳」既是根深蒂固，再加上「不管他家瓦上霜」的風氣，便是家暴的溫床了。法制與宣導雙管齊下，才是改善現況的良方。
再談兒科判決：從聯署聲明到醫療事故法
彭咸
兒科判決案的後續發展仍未止息。繼醫護團體連日在《澳門日報》頭版刊出「嚴正聲明」後，一群市民亦自行發起聯署行動，集資刊登「我們更震驚──譴責醫療社團蔑視法官裁決聯署聲明」。此篇聲明，劈頭便開宗明義地說：「我們均對這份蔑視法官裁決、製造特權觀念、漠視市民健康、破壞醫患關係、混淆視聽的聲明，感到十分震驚。」其後，街總社服辦助理協調主任禤紹生在出席「澳門論壇」時，又指部分支持聯署的市民，可能有「一竹篙打沉一條船」的心態，藉此事來懲罰本澳醫療界。這番言論隨即引來各界撰文炮轟。
平心而論，無論是醫護團體還是一般市民，透過刊登聲明的方式來表達對某一議題之關注及意見，本是完全合法合理的途徑；儘管雙方提出之內容或許不盡完善，部分觀點流於片面或情緒化，但亦不能以此為理由反對其刊出聲明之表達權利。然而，讓筆者「震驚」的是，聯署市民最為不滿的，竟是醫護團體「蔑視法官裁決」這一點。法官的裁決是不容討論、質疑、挑戰的嗎？月前香港熱議一時的施伯案，澳門也有不少輿論聲音為偽造證件以「自力更生」的施伯抱打不平，而對裁判官那句刻毒涼薄的「不值得同情」炮火猛轟，認為應判無罪；怎麼到了這次，換成是醫護團體質疑法院判決時，參與聯署的市民就指責他們是「蔑視法官裁決」，要維護法庭的權威呢？當自己反對判決時，就能製造輿論聲討法院；現在情況變成持對立意見者反對判決，他們便是藐視法庭、破壞法治了。這種雙重標準難道又是可取的嗎？
諷刺的是，這次發起聯署、刊登聲明的，竟然是以活躍於社運界的民主派人士為主。作為某種意義上的「同路人」，筆者對各種社運場合應算不陌生。如果我們因為某事不滿判決結果，發動社運，遊行靜坐抗議，試問市民又能否以同樣理由反對我們的做法？當然你也可以說醫療界能夠出來靜坐抗議的，犯不著像現在這樣每天刊大字報；若是如此，筆者建議，乾脆就讓醫療機構停擺，叫醫生護士罷工遊行吧。
問題的癥結仍然在於，「蔑視法官裁決」這指控壓根不能成立。法院判決果真不容質疑的話，那民主派的諸位似乎也不能為李旺陽當年被判入獄而擊鼓鳴冤，更不能以任何公開的言論或行動來挑戰司法權威了。我們可以說醫療界的質疑理據並不充分、他們的聲明用中國的「彭宇案」與此案相比是引喻失義等，但唯獨採取「蔑視法官裁決」這指責立場是最為荒謬的。
話又說回來，空穴來風，這次雙方以互刊聲明作對壘，又豈是事出無因？醫患矛盾的白熱化固然是一大背景，但畢竟仍是冰山外露的表面而已；建制醫療社團以及民主派雙方，真正的潛台詞，或者說真正在意的戰場，無非是即將出爐的醫療事故法。醫療社團的如意算盤是免除醫護人員的刑事責任、保障醫生權益，因此連番聲明所強調的無非是判例一開之負面影響，援引「彭宇案」為例的弦外之音亦在於此；民主派所撰的聯署聲明對這點自是了然於心，其所抨擊的第二點「製造特權觀念」，即把矛頭直指「本澳一些醫療界社團還公開提出不肯接受刑責，工作責任想有別於其他行業」，並舉巴士司機撞死人同樣要負法律責任作比喻，真正在意的自然還是醫療事故法相關條文的訂定。
醫療事故法，面對的首要問題是醫患關係不對等的現狀。病人和家屬有冤無路訴、求助無門，這確是事實；但若一味地爭取條文的權利都要向市民一方傾斜，而置醫護人員的保障於不顧，此種思惟亦同樣危險。民主派不滿建制醫療社團的山頭主義和官僚文化，但這現象顯然並非透過使醫療事故法偏幫市民來糾正；須知道個別醫生在面對訴訟時仍是個別醫生，不會因為澳門有根深蒂固的建制醫療社團基礎而獲得較大保障，更重要的是，他們不應因其專業使然，而必須負上更大的法律風險。醫生和病人同是市民，既然醫療事故法之目的是保障市民於面對醫療事故時的權利，則醫患雙方應受平等之保障。
本澳醫療人員水準參差不齊是陳年之弊。要反省、要變革，但恐怕不能把怒火轉嫁到醫療事故法的制訂。醫療專業不是原罪，專業上的失誤亦不同於一般的程序過失，正如筆者於上一篇〈也談兒科判決：勿輕易以專業入罪〉中提出的：「一宗專業失誤，如果程序上並無明顯疏忽或出錯，只是屬於專業知識上的誤判，而且這個誤判又具有充分合理性（在可能察覺到的已知因素下而言）的話，那當事人就不應負上法律責任。」這並非「製造特權觀念」，如果是拿錯病歷開錯藥、做完手術遺漏了甚麼在病人體內，這些情況當然要與巴士司機撞死人般一視同仁，應嚴正究責；但若是在某個專業領域的問題上作出符合情理的誤判，我們便不能輕易將其等同於開車撞死人。這兩者中間之區別，正是憂慮醫療事故法制訂的民主派人士所應仔細考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