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愛護動物    大道不落斜

    愛護動物團體昨發起遊行，打出“虐殺動物三年刑期不可減”的標語，亦是現時《保護動物法》在立法會小組會細審其中一項爭議焦點。澳人向來堅忍和善良，隨着社會進步和發展，一個邁向國際化的開放城市，各種意識形態和價值觀湧入，尊重生命、熱愛生命成為社會主流，當然部分人的價值觀受到歪風邪氣影響，唯我獨尊，愛出位、喜尋樂，不重視生命，近期聳人聽聞的疑連掟多頭狗崽落街的事件，深層原因或多或少與之有關。

    “動保法”中虐殺動物刑事化已有社會共識，問題在草案中為甚麼突然由最高判囚三年下調至一年？當局法律專家解釋是適應性問題，就是對應澳門實行的其他刑事法中的量刑。如果虐殺動物最高判囚三年，那麼傷人、嚴重傷人的量刑必須倍增。當然愛護動物人士可以質疑澳門刑法太“仁慈”，是其他刑事法律刑責太輕，但要知道，要將所有刑事法律罪行修改加刑，由理據至可操作性來說，並非短時間可以做到，必須清醒。

    最重要的是整個刑事政策的取向問題。澳門刑罰奉行“預防和更生”，不側重峻罰，更不是以暴易暴的“報復”式處罰。簡單來說，就是讓犯罪的人受罰後仍有改過自新的機會。澳門刑法雖沿自葡萄牙，但某種程度上與澳門民風善良、包容，不謀而合。不合時宜的刑法必須修改，如澳門《刑法典》中沒有的非禮罪，在現今紙醉金迷的社會中是大漏洞。

    上述從澳門法律整體性和刑罰要達到的目的論述，並非反對虐殺動物最高判囚三年。但反過來假設判囚一年就達不到懲罰和阻嚇目的？各方宜冷靜細想。要別人認同，先不要強加別人，所謂動之以情，“可以不愛，請勿傷害”這是昨天遊行人士穿着T恤的標語，簡單八字，情真意切，才能爭取更多人支持自己的理念。

    關注“動保法”的標的被失焦了，其最大問題不在囚一年或三年，而是執行上。愛護動物團體要求警方負責執法，因警方具機動性和權威性。問題在虐畜難以搜證，是先天客觀形成，動物不會說話或投訴，且大多數發生在室內私人地方，警察或民署稽查執法結果一樣，同樣存在很大難度。要關注的是法律條文要寫得“貼近”現實、具可操作性；但“動保法”草案的粗疏，令條文在立法會小組會上多番受質疑，文本又一改再改，顯然要條文可操作，仍需各方努力。

    再者，要“動保法”真正達到目的，阻嚇和懲罰虐待甚至虐殺動物者，關鍵還在民間。更多熱心市民互通訊息，發現虐待動物行為時主動舉報、協助，甚至當證人。得道多助，偏執誤事，愛護動物、尊重生命的理念在社會上宜柔性互動，才真正達到愛護動物的目標。

    夏  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