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忽略了的抗戰死亡人數

    今年是抗日戰爭勝利七十周年。雖說勝利，但犧牲實在太大太大，所以有說是慘勝；不過贏了還是比輸了好，因為敵人投降，才能彰顯犧牲有價值，沒有白費，中華民族在精神上也好過得多。但八年抗戰，究竟犧牲、損失了多少生命呢？為甚麼只聚焦在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死難者身上呢？當然，那場大屠殺是滅絕人性的魔鬼惡行，不能不痛斥、揭露。可是我們卻忽略了統計全中國八年抗戰損失了多少生靈，而這個驚人數字，又是死人夠多的南京大屠殺的六、七十倍以上，難道我們就這樣輕輕帶過了嗎？

    一、死傷三千五百萬，究竟死了多少？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大陸的報紙和一些研究報告在總結八年抗戰的人命損失時，多以“死傷二千萬以上”來表述。後來，逐漸出現“死傷三千五百萬”這個數字。到了本世紀，“死傷三千五百萬”就似乎已成為官方的統一說法。如二○○六年六月廿六日，唐家璇在紀念活動致辭時指出：“致使三千五百多萬中國軍民傷亡”；今年二月廿三日，中宣部副部長王世明也作同一表述。七月一日，新華社更發表了《抗戰勝利七十年》特稿，題目便是《中國傷亡三千五百萬人換來甚麼》。

    筆者在八十年代初已關注八年抗戰的死亡數字，一直不滿意以“死傷多少”來作表述，故在拙著《日本事典》（一九九三年香港版：萬里書店；台灣版：珠海出版社）的序文中，就很不客氣地指出：“死一千九百萬人傷一百萬人和傷一千九百萬人死一百萬人，都可以說是死傷二千萬人，究竟死了多少？應該好好地去調查統計一下……”但廿年過去，一切如舊，似乎見不到可喜的研究成果。誠然，這是一項龐大而艱巨的調查工作，不是幾個專家就能完事，而是需要國家、包括地方政府的支持配合，才有望整理出比較接近史實的數字來。然而已經七十年了，若再往後推延，統計調查工作就更加困難。執筆作此文，就是要呼籲有關方面盡快組織專家、學者展開全面的調查研究工作，務求得出一個令人信服的數字，而再不能用死傷多少人的模糊數。

    二、抗日戰爭死亡數字表述舉要

    筆者長年留心有關抗日戰爭死亡數字的記述與統計，曾將經眼的書刋作了筆錄，雖不能稱全，但亦可供讀者參考，今分列如下：

    1、韓啟桐編著《中國對日戰爭之估計》（一九三七至一九四三年），收錄在日人小島麗逸編《近代中日關係史料》第一集。另台灣包遵彭、李定一、吳相湘編纂的《中國近代史叢論》第一輯第九冊，但僅摘錄，沒有收全。

    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已開始作戰事損失的統計。韓啟桐承擔此任，因受條件所限，且戰事猶酣，所以未能反映實際傷亡情況，而且僅做了六年的統計，是不完全的數字。韓氏在《序言》也說：“（若作為對日提賠償）並不十分適用。”

    但韓啟桐在鑑證資料時，態度認真，審慎盡責，樹立了榜樣。其統計的數字為：官兵陣亡一百五十萬（另負傷三百萬）、病故七十五萬、失蹤三十七萬；平民：陷區被害一百三十八萬、空襲傷亡七十六萬。官兵陣亡、病故、失蹤加起來是二百六十二萬，但缺共軍和游擊隊的數字。至於平民，當然不止此數，而且落差甚大，我們只能體諒當時是在兵慌馬亂、逃難避戰的環境下所作的統計。

    2、何應欽編著《八年抗戰之經過》，一九四六年初版，其後略有增補。書內第三表《作戰以來歷年我陸軍官兵傷亡統計表》，記錄的陣亡數字是一百三十一萬九千九百五十八人，失蹤十三萬○一百二十六人；第四表《全戰役中國軍官兵因傷病消耗數目統計表》，指出有四十六萬八千一百八十九人因傷病致死；第十九表則是空軍傷亡人數統計表，陣亡人數是四千三百二十一人。以上數字合計，即八年抗戰共有一百九十二萬二千五百九十四名官兵犧牲了。

    這些統計出自參謀總長兼中國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應該是比較權威的，但他在《引言》中也說：“惟以一切材料，均在後方，未能詳加核校，尚望讀者多賜指正！至詳細史實，當在正式戰史之編纂。”

    3、蔣介石於七七抗戰十周年前夕向全國廣播三千字的談話稿內，就只有：“我們為抗戰而犧牲的千萬軍民的英靈就無由慰藉”這句話外，其他盡是罵共、剿共的言詞。參見一九四七年七月七日的南京《中央日報》（筆者藏）。

    4、張白衣著《賠償損失的一個估計》，發表於一九四八年二月的《財政評論》，收錄於小島麗逸的書內。張氏指出：“在八年戰亂中的生命損失最低估計也可有一千萬人。”

    5、沈鈞儒於一九五一年九月六日在國際民主法律工作者協會第五屆代表大會上作《關於戰爭罪犯的檢舉和懲罰》報告：“自一九三七年起，日本侵略中國的歷時八年的戰爭來說，中國軍民遭受的損失便是一千萬人以上。”收錄在小島麗逸的書內。

    6、《人民日報》一九六○年五月十日社論：“單是在日本八年的侵華戰爭中，日本軍國主義就使中國一千多萬人喪失了生命。”同收錄在小島書內。

    7、王沛、楊衛和編寫《中國抗日戰爭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四年），除描述“晉冀魯豫邊區八年來直接被敵人屠殺的人民就有七十三萬二千之多”外，又記述：“據不完全的統計，八年抗戰，中國軍民傷亡即達二千萬以上，財產損失達六百多億美元。”（四百○九頁）

    8、許倬雲、丘達宏主編《抗戰勝利的代價》，台灣聯合報社出版，一九八六年。許倬雲在《代序》中說：“二千多萬軍民同胞的死亡固是直接而最易見的犧牲……”而齊錫生在其論文《抗戰中的軍事》說：“將士損軀者逾三百萬，百姓因戰亂而喪生者一千餘萬。”（十六頁）

    9、劉庭華編著《中國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系年要錄　·　統計薈萃》，北京海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書內第十表作了人口、財產損失統計，引表如下（略去財產損失）：

    上表國民黨軍的數字劉庭華並沒有說明出處，筆者經核對，似是引自何應欽《八年抗戰之經過》的統計。至於一千八百多萬死於戰爭的民眾，劉氏亦沒有解釋如何得出此數字。而在注中總計出損失人口二千二百五十餘萬，筆者細算之下，原來是將表內的數字全部加起來的總和，即把負傷的也加了進去，是不夠嚴謹的做法。

    劉庭華書內第八十二表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人口損失表》，統計了二十一個國家的傷亡數字，中國項內不分失蹤或平民，其數字是：死亡一千八百萬；負傷一千七百萬，合共三千五百萬。

    表下註明出處，是引自一九四六年美國出版的《世界年鑑》第四十四至四十六頁。如此說來，死傷三千五百萬之說是否源於此，仍有待查考。但中國項下劉氏另作註釋，引用一九四九年的美國《世界年鑑》，死亡作一百三十一萬○二百二十四人、負傷一百七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一人（筆者按：此數字似參考自何應欽的統計）。

    上述同是《世界年鑑》，一九四六年與一九四九年竟有如此大差別，令人難以取信。

    又劉氏書內第八十二表之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各國人口損失表》，資料來源是一九六五年蘇聯出版的《歷史問題》第五期，只單列死亡人數：蘇聯：二千萬；中國：一千萬；德國：六百五十萬；波蘭：六百萬；日本：二百四十萬；一看便知，這是從蘇聯本位作的調查，僅供參考而已。

    10、楊克林、曹紅編著《中國抗日戰爭圖誌》，香港天地圖書，一九九二年。原書在扉頁橫排標出：“史料統計表明：中國在抗日戰爭中傷亡三千五百萬人”。

    11、武月星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地圖集》，中國地圖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其內有劉大年《序》文：“中國為戰勝日本法西斯損失二千餘萬人，付出了最高昂的代價。”

    12、蔣永敬著《抗戰史論》，台灣東大圖書公司，一九九五年。書內引用了何應欽的統計數字（三十九頁）。

    13、張憲文著《中國抗日戰爭史》（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南京大學出版社，二○○一年。書內引宋時輪一九八五年八月三十一日發表於《人民日報》的文章──《不可磨滅的貢獻》：“據不完全統計，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中傷亡達三百三十八萬多人、中國人民傷亡達一千八百餘萬人”（一千二百六十三頁）。

    14、由東亞三國（中、日、韓）學者與教師共同編著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香港三聯書店，二○○五年出版），其表述：“在抗日戰爭中，中國軍民共傷亡三千五百萬人。”（一百六十五頁）

    另外，有一些著作是看不到有關傷死數字的記述，如：王檜林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全書》（山西人民出版社）；台灣李雲漢主編《中華民國抗日戰爭圖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記念館》（同該館編，和平出版社）。

    三、唐德剛教授對死難數字的表述

    著名歷史學家唐德剛教授生前發起成立並積極參與北美二十世紀中華史學會、日本侵華研究學會和對日索賠同胞會等，歷年發表了不少有關抗日戰爭的研究文章和講稿。二○一四年七月，中國近代史口述學會蒐集和整理了唐教授這些文稿，以《民國史抗戰篇：烽火八年》為書名，交台灣遠流出版。由於唐教授邃於抗日戰史，故筆者特別闢出這一節來介紹唐氏對死難數字的表述。惟經整理，發現唐教授也有兩千萬和三千萬之說，今排列如下：

    1、二千萬之說

    “兩千萬抗日烈士在天有靈”吳章銓（編者的話）引唐德剛言。

    “而日本軍閥在侵華的八年之中所屠殺的中國俘虜和平民，總計在兩千萬人以上。”（五十三頁《南京大屠殺不是從南京開始的》，一九九八年一月廿二日）。這裡或者可以解釋並不包括陣亡的官兵。

    2、三千萬之說

    “抗戰的勝利也是我全民拿三千五百萬顆頭顱和值幾億噸黃金的公私財富換來的……我們飲水思源，就該把當年血淋淋地躺在地上的三千五百萬死難軍民同胞，一古腦兒忘記了嗎？”（十五頁，載於台灣印行《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論文集》）。

    “藉以紀念我抗日死難的數千萬全體軍民。”（三百四十三頁，一九九四年七月七日在台北師範大學作《紀念抗戰、對日索償》的講辭）。

    “八年苦戰，我全國軍民死難者達三千五百萬人之多”；“一以悼念抗戰蒙難之三千五百萬軍民同胞……若非我三千餘萬同胞之犧牲，使我國躋身四強之列”（三百五十九至三百六十頁，一九九五年八月十八日在“紀念抗戰勝利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上的發言）。

    “把當年抗戰，中國三千萬傷亡的積欠償清！”（三百六十四頁，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南京大屠殺五十年祭文》）。

    “堆滿了，三千萬條血肉模糊的屍體”；“安息吧，三千萬死難的烈士”；“為抗戰捐軀的三千萬烈士們”；“在天上的三千萬烈士靈魂”（三百九十八至四百○二頁，一九八九年二月十七日《祭中國抗戰烈士文》）

    四、抗日戰爭死亡人數表述的檢討

    1、官兵死亡數字的檢討

    歷來對官兵的陣亡數字，人們多引用何應欽將軍的著書，畢竟何為陸軍總司令兼參謀總長極具權威性。但何的統計，誠如他自己所說：“當待正式戰史”。其數字是偏低的，倘如以上的計算，全部加起來是一百九十二萬二千多人，較之韓啟桐二百六十二萬的數字還要少，是一定要修正的，而且注意還要加上共軍和游擊隊等的數字。其實，在戰時公佈戰果，往往會為穩定軍心、大長自己士氣，刻意多報擊斃敵人數目，少報自己犧牲數字。所以在戰後必須重新校核統計，如前蘇聯的陣亡官兵統計，一九九三年修正為六百八十五萬人（詳見第五節）。

    我們可以用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戰死的數字來做參考：若以中國近年發表的殲滅日軍是一百五十多萬；日本方面，統計的死亡失蹤數字是二百五十一萬餘人，減去在太平洋戰死者和死於沖繩戰役的官民，也可計出約有一百五十至一百六十萬人死於中國戰場（參考自引書九的表二十七、二十八）。大家都公認，抗日戰爭時期，敵強我弱，日軍武器精良，訓練有素，故國軍曾認為要以三倍兵力才有望抵禦日寇，然則日軍有一百五十萬人戰死，我方官兵陣亡又豈止二、三百萬之數？

    再看看蘇聯四年衛國戰爭死去的軍人，竟然接近七百萬人。

    2、一千萬之數已被棄用

    這一千萬之數是包括軍與民，是在戰後不久因應對日索償和國際法庭開審而作出的，時間異常緊迫，那是非常初段而又不完全的統計，所以肯定要被修正而棄用。

    3、劉庭華的死傷統計

    如筆者開首所言，死傷三千五百萬是沒有說明死多少、傷多少？劉庭華則引出資料，解釋死一千八百萬、傷一千七百萬。這是否就是官方公佈死傷三千五百萬的依據呢？有待官方詮釋。但數字是如何計出來，可惜劉庭華沒有提供更多資料。首先暫不質疑死亡一千八百萬，但負傷少於死亡，似乎悖於常理。從來戰災或事故，除了空難或突發意外因不及逃生之外，都是傷多於死。而戰災的負傷率，國際上的計算方法比較低的也有一點七倍，兩倍是常見，甚或高至三倍以上。因此，如果死一千八百萬，負傷人數至少也有三千萬，而兩倍的三千六百萬也不是誇大之詞。

    4、損失二千萬人之說

    兩名歷史學家劉大年和唐德剛都先後直截了當地點出死亡人數，前者在一九九五年，後者則在一九九八年，同樣可惜的是未見出典或統計方法。

    5、唐德剛教授的三千萬死難之說

    從唐德剛教授的《烽火八年》來看，對抗日戰爭人命的損失是極少用上“死傷”一詞，更多的是果斷地用“死難”來描述，除了有“二千萬以上”之說外，三千萬更多見，甚至出現三千五百萬。但同樣缺少了論證，而且數字浮游不定，難令人取信。這裡請恕直言，但無損筆者對唐教授的尊敬。

    五、提請國家常設機構長期統計研究

    一九四五年抗日戰爭勝利，硝煙未散，家國待建，詎又戰火重燃，國共鬩牆內戰，致令人民分隔海峽兩岸，這些都構成後來對戰爭損失統計的障礙。

    甫入廿一世紀，中國重新振興，一洗百年屈辱，也是時候將遲遲未做的馬上抓緊，為抗日戰爭的犧牲者、死難者來一個全面統計。

    這項工作，不是三兩個學者可以擔負得起，應效法其他國家，成立一個“抗日戰爭傷亡統計委員會”，真正就八年戰爭死了多少、傷了多少理得清清楚楚，能查出姓名更佳，都一一登記，不要再含含糊糊，真誠地表示出不忘當年的死難同胞。我們明白正確的數字是永遠也統計不出來的，但能夠接近真確的數字，已經很了不起了。祇要我們有決心、有毅力、不馬虎、不妄斷、翻出史實證據，統計出讓世人都認同的數字；而且往後仍長期訪查，將數字持續更新補正，這就是悼念死難者的最佳哀思。

    猶太人不忘受難先人，追查到底，逐一呼喚遇害人姓名。俄羅斯也不斷調查統計。他們由軍事歷史學者克里佛西葉夫領導的調查組，經長年查考，於一九九三年公佈二次大戰蘇聯的死亡數據：陣亡及受傷不治有六百三十萬人；五十五萬五千人死於疾病或遭到槍決；四百五十萬人被俘，現仍下落不明。受戰事波及而死亡的平民高達二千六百六十萬人。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中華民族不是最講慎終追遠、緬懷先人的嗎？那就要切實地展開調查研究，統計出一個具說服力的數字，以慰泉下的亡靈。

    中日關係史研究學者  黃 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