勝利法寶：全民族抗戰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危難關頭。此時，全國各族人民同仇敵愾，共赴國難，最終戰勝了日本侵略者。

    面對外敵，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捐棄前嫌、再次合作。他們建立起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號召整個中華民族共同抗日的重要凝聚力，被認為是抗戰勝利的“法寶”。

    如今，人們面對歷史終於再次拋棄了政治偏見，把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看成一個整體。這才是我們紀念抗日戰爭真正的意義，也是我們民族進步的體現。

    正面敵後兩個戰場

    中國人民抗擊日本侵略者的鬥爭，是一場全民族的不屈不撓的血戰。在這場全民族抗戰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合作被視作中華民族最為可貴的凝聚力。國共兩黨不但分別在領導正面戰場和敵後戰場過程中作出了巨大貢獻，更在戰略、戰術上相互配合。正如中國人民解放軍檔案館館長徐峰所言：“兩個戰場如同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缺一不可，都為中國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雖有抵抗，有時甚至是頑強而慘烈的，但由於實力懸殊、政治腐敗等諸多因素，仍難免節節敗退。而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抗日武裝，在敵後淪陷區，則逐漸開闢了廣大的敵後戰場。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通過開展廣泛的游擊戰，牽制、消耗了大量日偽軍，從抗戰初期配合正面戰場，逐步發展為抗日戰爭的主要戰場，在抗日戰爭的勝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統認為：“正面戰場是陣線分明，你攻我守，節節退卻。敵後戰場呈現犬牙交錯局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所謂犬牙交錯，換而言之就是分散。把兵力滲透到山區、平原以及公路鐵路線中間地帶等日本人難以到達的地區。這一局面的形成，是共產黨審時度勢的選擇。”

    從一九三七年九月平型關初戰至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漢失守，八路軍、新四軍同日偽軍作戰一千六百餘次，斃傷俘敵六萬餘人。這不僅有力支援了國民黨軍隊在正面戰場作戰，而且迫使日軍不得不將原先投入進攻的大量兵力用於保守佔領區。

    朱德曾指出：“如果沒有八路軍、新四軍的對敵反進攻，戰略相持階段的出現是不可想像的。”

    一九三七年九月下旬，日軍統帥部命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師團及察哈爾派遣兵團主力共五萬多人，進攻山西內長城防線，企圖向太原城發起進攻。為了配合正面戰場進行防禦作戰，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多次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就保衛山西的作戰計劃、戰略部署、兵力使用等會談，確定了由八路軍在敵人側翼及後方進行游擊戰、襲擊敵人後方交通線和兵站據點的方針。

    九月廿五日，八路軍第一一五師主力首戰平型關告捷，一舉殲滅日軍精銳兵力一千餘人，擊毀日軍汽車一百餘輛，馬車二百餘輛，取得全國抗戰以來第一個大勝利。

    蔣介石廿六日給朱德、彭德懷發來賀電：“二十五日一戰，殲寇如麻，足證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敵後戰場成主戰場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日本帝國主義在軍事上停止對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逐漸將其主要兵力投入進攻共產黨領導的敵後戰場，使敵後戰場上升為抗日戰爭主戰場（詳見下表）。

    中國共產黨領導開闢的敵後戰場，在戰略相持階段不僅成功牽制、消耗了侵華日軍的大部分兵力，承受着日軍的重點打擊，而且有效緩解了國民黨軍正面戰場的軍事壓力。

    此外，國共兩黨兩軍合作抗日中，還保持情報交換。一九三九年一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簡稱“重慶八辦”）在重慶成立。南方局及其所屬機構，承擔著溝通和改善兩黨、兩軍關係，加強共同對日作戰的使命，並負責兩黨、兩軍之間的情報傳遞工作。

    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利用敵後戰場的獨特優勢，在淪陷區建立起隱蔽戰線，打進敵偽內部，先後在華北、華中、華南以及重慶等地建立了情報組織，搜集敵方情報，建立起情報網絡。

    一九三八年台兒莊戰役前，中共華北聯絡局偵獲本間師團進攻台兒莊的作戰計劃，立即設法將情報轉遞給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使其得以有針對性地做出部署，一舉摧毀了日軍機械化部隊本間師團，為台兒莊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

    中共還曾將八路軍截獲的三種日本陸軍雙重密碼電報本交給國民黨軍委會技術研究室，從而幫助其掌握了日方密電的規律和特點，破獲了許多有關日軍動向的重要密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