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憲還魂：警惕軍國主義復活

    早在一九二七年，日本在法西斯內閣的“東方會議”上就已確定武力侵佔中國，進而征服印度、南洋群島、中亞細亞和小亞細亞以至歐洲的侵略擴張總綱領。在“征服滿蒙”、“征服支那”進而“征服世界”這三級跳式的侵略企圖中，日本軍國主義發展到瘋狂的程度。一九三一年“九 · 一八事變”，拉開了日本侵略中國的序幕，也揭開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東方戰場的序幕，中國成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起點。

    今天，中國抗日戰爭勝利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已經過去七十年，但軍國主義的陰魂在日本始終沒有散去，看一看每年都有日本閣僚和民間右翼勢力參拜靖國神社的事實，看一看安倍內閣一步步突破和平憲法的現實，人們不得不警惕新的軍國主義在日本復活。

    軍國主義沒有肅清

    軍國主義是對全人類的威脅。即便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至今，日本軍國主義一直沒有徹底被肅清，面對亞洲各國高聲抗議，日本依舊我行我素，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對侵略罪行的否認和美化，甚至軍國主義呈現出愈發高漲的勢頭。分析認為，其間原因非常複雜，可以從四個角度來說明。

    一是日本戰爭罪行清算不徹底。二戰後，日本法西斯主義和軍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基礎未得到根除，對戰犯的東京審判和非軍事化改造不徹底，一大批二戰罪犯、疑犯進入政壇、經濟界。他們對戰後日本七十年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領域的影響深遠，與日本戰後政治經濟界利益緊緊糾纏，互為一體。

    二是美國戰略平衡的結果。美國出於“亞洲戰略平衡”的需要，在戰後對日本不惜包庇和縱容，導致日本毫無悔罪之需要。冷戰爆發後美國更是從其全球戰略考慮，大力扶持日本，從戰略上對抗蘇聯和中國。日本經濟在美國幫助下迅速恢復並成為經濟大國，軍事上與美國結盟並長期允許美國駐軍。

    日本不但沒有經過德國那樣對戰爭反省，而且還通過向遭受其侵略的國家提供經濟援助來“洗白”自己的戰爭罪行，以至於日本民眾從一開始就沒有反省二戰罪行的壓力。冷戰結束之後，美國對日本戰略需求不降反升，支持、縱容日本突破和平憲法限制、解禁集體自衛權，一步比一步遠，使日本更加有恃無恐。

    中國崛起日本恐慌

    三是日本文化以力量和利益為標準的心理障礙沒有克服。日本從明治維新以來立志向西方強國學習，崇尚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形成了認可和崇拜強者、鄙視和掠奪弱者的文化基因。近幾十年，中國通過改革開放趕超日本，使日本產生嚴重的心理障礙，充滿着對強者的恐懼與焦慮。面對中國的崛起，日本政府和民眾遲遲不願接受現實，恐慌與日俱增，成為右翼勢力迅速發展的社會土壤。

    四是受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影響。與東亞鄰國中國和韓國經濟迅速崛起相比較，日本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廣場協議》後經濟長期陷入低迷已有二十多年，未見起色。對此，日本政府和民眾均深感焦慮，試圖通過改變日本戰敗國形象，成為“正常國家”，發展軍事刺激國內經濟，重新找回昔日亞洲經濟霸主地位，並以此轉移國內社會矛盾。

    強推安保法案過關

    “二戰”結束七十年，雖然安倍晉三在八月十五日的講話中提及了對戰爭的反省，然而，觀察此前言行，日本始終缺乏對侵略戰爭的深刻反省：首相以各種名目參拜靖國神社；內閣大臣頻頻“失言”；美化侵略歷史的教科書通行無阻，而批判皇國史觀的人士卻受到冷遇，甚至生命安全也受到威脅。

    眼下，最令和平人士感到不安的是安倍當局正強推一攬子安保法案過關。據新華社報道，八月十一日，日本防衛省內部資料顯示，儘管安保法案尚未在日本國會兩院獲得全面通過，但日本自衛隊已制定基於相關法案的軍事行動日程。防衛省在五月制定的這份資料中還“預見”並列出了安保法案通過後的行動日程，日程中包括明年二月份安保法案正式生效後，日本派出自衛隊前往南蘇丹參與維和活動。日本國會在野黨批評自衛隊的這一做法，稱讓人聯想到“二戰前日本軍部的暴走”。

    對此，北京學者表示，二戰結束七十年後，日本當局在安倍晉三的一手“統治”下，即使不會即刻發動或參與戰爭，情況仍可能是危險的。從歷史上來看，個人意志的不受控制往往是戰爭發起的首要原因。

    事實上，自安倍“二進宮”以來，僅僅兩年半的時間，日本軍國主義影子就已出現。當前，安倍強推旨在修改和平憲法，解禁集體自衛權，搶奪戰爭權，要戰爭不要和平的所謂安保法案，中國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係研究院教授劉江永指出，這實質上就是日本復活軍國主義的開始。

    對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高洪指出，從日本內部原因看，今天的日本民族保守主義政治家仍然迷戀著“近代歷史上的輝煌”。大搞“富國強兵”的這種意識並未隨日本戰敗投降而消失。從外部原因分析，美國戰後的對日政策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日美間“片面媾和”的結果是和平進步力量受到壓制，日本戰前政客粉墨登場，甲級戰犯嫌疑不僅僥倖逃脫了歷史的審判，甚至可以重新執掌國柄，為美國的東亞戰略服務。

    妄圖借勢軍事崛起

    值得注意的是，安倍的諸多舉措表明，日本正積極配合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試圖通過拉攏亞洲的其他國家，聯手制衡中國。安倍的所謂“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以及他在中日釣魚島主權爭端中的強硬表態，足以顯示出日本在外交上試圖突破戰後“持守和平”的框架，在軍事上開始掙脫“專守防衛、不做軍事大國”等《和平憲法》規範下的政策的束縛，將戰略由防守轉向進攻的態勢。

    香港亞太研究中心主任鄭海麟認為，安倍“先包圍後改善”的對華策略，目的乃是謀求利用美國重返亞洲的戰略和目前中日釣魚島的緊張局勢，以使日本在軍事和外交上悄然崛起，實現向“正常的”大國轉型，重溫往昔“大和民族”作為東亞龍頭老大的舊夢。

    分析人士認為，日本戰後總體來說是個和平主義的國家。如今，世界形勢和國際戰略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中日兩國人民謀求和平友好和共同發展的願望卻沒有改變。多年來，中日關係不斷發展，兩國經貿合作不斷擴大，人員交往日益密切。這是兩國幾代領導人及有識之士共同耕耘的結果，需要備加珍惜、精心維護。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中國人民強調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只有不忘過去、記取教訓，才能避免歷史悲劇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