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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 情歸何處

2015-09-21 08:30

公民教育=道德教育?
公民教育(Civic Education)最近成為城中熱話,事由基於一連串名詞引起之化學反應:國民教育、公民教材、洗腦、民主、教育政治化。有言論更認為公民教育只是一種政治工具,旨在控制學生,是否需要立標準大表存疑。借用學術一點的用語「課程即階級再製之工具」(Apple, M. (2004).Ideology and curriculum),教人心寒。
事實上,要說公民教育的旨趣,單看上述的討論範圍,足見表述之膚淺。無妨藉由本篇,為輿論界上一節公民課。
所謂公民教育早起於古代之城邦,學界常以古希臘之教育視為西方公民教育之開端(徐宗林(1991)西洋教育史)。當然,近代意義下的公民教育,則須把目光回溯到1789年法國大革命,《公民權與人權宣言》(Declaration des Droits de l’Homme et du Citoyen)中所宣稱的「國民主權」與「國民義務」為基本下訂定之教育政策。因此,公民教育最早核心環繞的是權利與義務,權是平等、義是守法。而自1883年始,法國中學開始設立公民教育課程,則可視為近世意義下公民教育之源起(張秀雄(1999)各國公民教育)。
然而,歐洲的「那一套」從來都不是華人心中的「那道菜」,明清兩代對西方的所謂文明價值只視等閒(史景遷(1990),追尋現代中國;又見費正清(1994),費正清論中國)直至西方的「船堅炮利」,公民教育才伴隨武力直接凌駕於中國道學(即古代道德教育)之上。為保道統,知識份子把公民教育那一套只視為一種制度,與道學(古代道德教育)分離:「人立國具有本末,雖禮樂教化遠遜中華,然其馴致富強亦具有體用。」(鄭觀應,1894,盛世危言)
若視公民教育等同道德教育,相信不氣死清末學者才怪。在他們眼裡,公民教育只是種制度,更偏向於政治;然而,其公也只不過是儒學的老調重彈:「天下只有黎民,人人平民、人人獨立也只是孔夫子的理論,所謂公,也便是如此。」(見黃俊傑,1984《從孟子微》看康有為對中西思想的調融)。
可見,早期的公民教育只不過是愛國教育的別稱。以忠君愛國做餡,公民制度製薄皮。無他,中國被搗得稀巴爛,中華兒女被打得落花流水。知識份子恨不得引進西方的民主,把洋人趕走。
公民教育=愛國教育?
愛國,是要付出代價的。感受最深的,相信是梁?超。若非得多日本庇護,公民(Citizen)一詞很可能要晚上十年才在中國誕生。任公以新民說,正式把公民教育與道德教育的調合作嘗試(梁?超,1936,任冰室合集)。公德、國家、自治、進步、私德,以及政治等正式與核心。然而,真正把中國傳統道德倫理觀與公民者合二為一,並作理論陳述,則要數中國公民教育之父—蔡元培。
蔡元培(1868-1940),作為中國公民教育的先驅者,除了其龐大的著作系譜(《中國倫理學史》、《以美育代宗教說》)、豐厚學養(進士入翰林院,後補送如日方中的德國柏林大學),開創自由大學之風外(同時包容胡適、辜鴻銘這對冤家),更在於其《中學修身教科書》一書的出版,建構出現代公民教育之雛型,茲引數例作參考:
「人性的完成與人生之鵠的,即在『發展人格』。」
「道德條目有其先後,一人之私德與國民之公義皆以修己為先。」
「有事之時,當致身於國、公爾忘私,以盡國民之義行。」
「人民享國家保護之權利,必有相對之義務。權利義務不可偏廢,義務者,兵役、租稅、教育、愛國也。」
(蔡元培,2011,中學修身教科書(新版)
大抵,蔡元培活在當下,單是把「愛國」二字等同義務,已足夠被扣上「假學道」的帽子,任人鞭撻。在泛政治的社會環境底下,政府、政黨、政客操控了話語體系,一言一詞皆等同於政治立場。
不過,若依此立論中國公民教育的道統為「根正苗紅」。那便真的陷孑民先生於不義:其一,時年正值國難,知識份子滿腔愛國情懷,人之常情;其二,貴為國學大師,想法豈會如斯兒戲?
作為我國公民教育首位icon,蔡元培的理論體系更接近師承之康德(I.Kant)—
公民應該是受美育陶冶,放看世界的人民:「何謂公民道德?曰法蘭西之革命也,所標揭者,曰自由、平等、親愛。….世界觀教育非可以旦旦而聒之……然其道何由?曰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津梁。」(高平叔編,1984,蔡元培文集)
在愛國、人權、中國、世界間取得平衡,蔡元培,幸好你死得夠快。
公民教育=品德教育?
當社會的爭論流於常識,反映出民智未開的事實。惟是,當立論理據盡是些道聽塗說,那?,社會心靈貧乏的程度,才是真正的悲哀:人們連求證的力氣,也懶得去花。
在當代的公民教育體系,排除學者的獨立研究,指標、課題,早有國際性教育組織可以參詳。也許,澳門公民教育未來的發展方向,可以International一點。
IEA(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Achievement,國際教育成績評估協會),該國際組織除了PIRLS與TIMSS兩項跨國研究外,更早在70年代開始關注世界公民教育發展,委託學者分析各地對好公民之看法,並收集所謂權利、平等、社區等觀念,透過四年的實證,研發出相應的量表。 (Oppenheim, A.N., & Torney J. (1974). The Measurement of Children’s Civic Attitudes in Different Nations),在翌年,更進行了跨國的研究,其目的正如報告所指:「調查各地的公民差異,並欲建立出世界公民之常模。」當時的十國,包括美國、芬蘭、瑞典等,民風雖異,卻各有類同:民主、愛國情操、自主、正義、公義等,皆為各國所重。(Torney, J. (1975). Civic Education in Ten Countries: An Empirical Study.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 Evaluation)。
惟是,早期所謂的「國際性」研究只不過駐足於歐洲,轉捩點要在IEA(1999)年的研究才出現。特別的時間,有趣的地點。香港,成為了首個參與的亞洲地區。該研究整合28國的成果,把公民教育的領域一分而三:民主(Democracy);國家認同,本土與國際關係(National Identity,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以及社會凝聚與多樣性(Social Cohesion and Diversity),及後的數篇研究大抵也只是這篇發現的夫唱婦隨。(有興趣者可詳考:Torney,J., Schwille,J .,& Amadeo.,A (Eds.)主導的Civic Education Across Countries. Twenty-four national case studies from the IEA Civic Education Projec; Oswald, W. Schulz. (2001). Citizenship and Education in Twenty-Eight Countries. Civic knowledge and engagement at age fourteen,以及Amadeo, A., Torney,J., Lehmann, R., Husfeldt, V., & Nikolova, R.(2002). Civic Knowledge and Engagement. An IEA study of upper secondary students in sixteen countries)
像IEA這樣的國際教育組織,野心?不甘心於只放眼在香港。2004年,洋人再一次向世人展示誰才是話事人。IEA開始整理1999年的研究,並陸續發表IEA Civic Education Study Technical Report(2004)及IEA Civic Education Study User Gui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atabase(2005)兩份具份量的研究,為後來取得國際性的話語權,作好了準備。
與此同時,歐盟的大老闆(歐洲執委會,European Commission)也深明國際與歐洲二詞必須分道揚鑣,才能更有說服力取得話語權。自此,EC管轄下的Eurydice計劃,便專職調查歐洲的公民育情況,大型調查”Citizenship Education at School in Europe”先後在2005及2012出版。綜合兩份報告指出,歐洲公民的主軸可分為四個範疇,包括:政治的閱讀能力(Political literacy)、批判思考與分析技巧(critical thinking and analytical skills)、正向價值態度與行為(certain values, attitudes and behaviours),以及政治的參與(active participation and engagement at school and community levels)。當然,這裡不乏了民主、愛國、國情、尊重、平等,社區參與等核心授課內容。
而IEA則同步在2009年取得國際license, ICCS( The International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Study,國際公民與公民權教育研究,見CIVED)終成為國際公民教育的重量級指標,38個國家與地區、超過20年的研究成果,頂尖教授群主導。近代公民教育在凌亂與差異中找到了共識:「二十世紀的公民教育可細分為知識內容(Content)、情感行為(affective-behavior),及認知(cognitive)三大學習面向,而又細分成四大教學領域範疇:公民社會制度(Civic society and systems)、公民原則(civic principle)、公民參與(civic participation),以及公民認同(civic identities),合組分成16項指標,主要培養學生「理解」與「推論分析」能力。
而就實際教學內容,以關鍵概念為主,主要的包括:公民、民主、君權、無國籍、正義、包容、平等、尊重、同情、公民投入、合作、協商、多重性、多樣性、愛國主義、國家主義、公民與公民素養、全球化等,形式多樣,構成了眾多橫切面。」(有興趣者可參:Brese,P., Jung, M., Mirazchiyski, P., Schulz, W., & Zuehlke.(2011) ICCS 2009 User Gui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atabase ; Schulz, W., Ainley, J., & Fraillon .(Eds.)(2011) ICCS 2009 Technical Report; Ainley, J., Schulz, W., Friedman.(Eds.). (2013) ICCS 2009 Encyclopedia. Approaches to civic and citizenship education around the world; 以及Brese, F., Jung, M., Mirazchiyski, P., Schulz, W., & Zuehlke. (2014). ICCS 2009 User Guide for the International Database. (2nd ed.))
相同的計劃,將在2016展開下一個循環。國家多了,而指標不見得會改變,以西方嚴謹的科學觀而言,教育內涵不會因某政治人物被「雙開」而大改。像這樣的參考指標還有什?好挑剔的?以我族博大精深的陰謀文化,不找來像聯合國教科文(UNESCO)這樣有自己人的組織,相信是絕不苟同。
UNESCO於今年(2015)發表了一篇名為”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pic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的研究,詳細探討當代公民教育應設定之目標與方向,罕有地,連分學齡階段的目標也細緻討論。總括而言,UNESCO把公民教育的定位歸納如下文:”公民教育的核心範圍大致有三,包括認知(cognitive),主要以知識、明理與批判思考為主;其次為社會情感(Socio-emotional)能夠尊重差異、多元性,以及對一些人類共同價值,負起分享的責任;最後是行為性(Behavioural),主要以就創建和平及可持續性發展的世界而努力。
針對的議題,主要有:政治體制、國家制度、全球化、個人與社會發展、國族認同、文化差異、倫理責任行為,以及溝通表達能力等。”(詳見:UNESCO(2015) 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 Topics and Learning Objectives”
只要具備點國際視野,公民教育的指標、方向與議題不是早有共識嗎?
公民教育=?
愛國與否重要嗎?眼光放遠一點,自由、和平、包容與尊重才是最重要的;是中國澳門人?是澳門中國人?還是澳門人重要嗎?讓學生站高一點,現在的世界是一體了,你是位地球人,愛去哪,便去哪吧!
道不同,不相為謀。坐在中間,聽著左方不斷在指罵、污名化對方是間諜是洋奴;往右一看,有人正在飛杯、燒書,聲嘶力竭。拉著你們的雙手,送上一句:「少壯不努力….」下一句,心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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