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長官崔世安近日在前往立法會回答議員提問時指出，精兵簡政、架構重整是今屆政府的重要施政目標。繼今年上半年已撤銷城規會、醫療系統建設跟進委員會、經濟發展委員會、科技委員會的秘書處，並完成民署的文化、體育職能轉移案後，下半年將有七項工作機構整合工作，包括法務局與法改局合併；社工局重組並接收法務局少年重返的職能；監獄重組並接收法務局少年感化院的職能；撤銷燃料安全委員會並併入消防局；人資辦併回勞工局；郵政局與電信管理局合併為郵電局；撤銷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並由體發局承擔其職能及工作。
　　這是行政改革，精兵簡政的其中重要組成部分，有其必要性。此舉不但有利於解決政府機構臃腫、重疊、分工不清等問題，而且對減輕政府財政負擔、明確相關部門職責許可權等方面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實際上，在國際社會上，行政改革，精兵簡政的主要做法，就是改變政府組織機構臃腫重疊、層次過多、職責不清、缺乏效率的狀況，做到結構合理，功能齊全，運轉協調，靈活高效。精簡機構是指為了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而精簡政府工作機構。政府機構龐大臃腫，層次過多，職責不清，互相扯皮，是形成官僚主義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必須對政府機構進行改革。
　　具體到今次的七大板塊的整合，法務局與法改局的合併，除了是日常的登記等業務外，有利於法律草案的研擬，避免交叉重複。社工局重組並接收法務局少年重返的職能，監獄重組並接收法務局少年感化院的職能，有利於對少年教化工作的梳理，尤其是區別處理正在接受懲教和已經結束懲教者。撤銷燃料安全委員會並併入消防局，讓預防與撲救燃料安全意外緊密結合。人資辦併回勞工局，使得核准和管理外內僱員更具科學化和合理化。郵政局與電信管理局合併為郵電局，過去兩者就曾經是一家，後來是因應電訊公司成立，而將電訊業務分了出去；但電訊公司只是一家企業，電訊業務仍需要進行行政監管，因而後來又成立了電訊行政主管機關，並從任務編組晉升為常設機構；現在將兩者合併，就是回到三十年前的郵政與電訊管理一家，可以節省許多人資。撤銷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並由體發局承擔其職能及工作，顯然是為未來按照《澳門基本法》關於「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規定，整合屬於文康活動的格蘭披治大賽車業務，實際上當年的格蘭披治大賽車活動，就曾長期由市政廳主辦，後來才成立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並將之移交旅遊局。現在再將之移交體育發展局，不排除在市政機構整合時，將會按照《澳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的規定，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服務，交由受政府委託的非政權性市政機構打理，因而使得格蘭披治大賽車的業務，可能會隨著體育發展局的調整，又回到市政機構的手中。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其回歸後從市政廳移交旅遊局，其一把手由旅遊局長兼任，與同是一年一屆也是澳門特區「國際名片」的的澳門國際煙花比賽匯演，也是由旅遊局主理。由於眾多業務集中在一人身上，難免會有「甩漏」，如曾經播錯國歌，而且還是局長的葡國同胞奪得冠軍，卻在頒獎時播放英國國歌，氣得頒獎的行政長官崔世安未合照就離場。因此，行政長官崔世安對此作出調整，格蘭披治大賽車委員會從旅遊局分離出來，成為獨立機構，其一把手不再擔任旅遊局長。當時的理由是，必須集中精力辦好格蘭披治大賽車六十週年的盛事。但六十週年慶典過後，格蘭披治大賽車回復常態，卻未見委員會回歸旅遊局，今次更是合併進體育發展局，其一把手不知「往哪裡擺」？
　　其實，葡國車手獲冠軍卻錯播英國國歌，雖然確是錯得離譜，但畢竟還是屬於技術失誤問題，而將二零一零年第二十二屆澳門國際煙花節的其中一場比賽，安排在「九‧一八事變」七十九周年的紀念日紀念日舉行，這就是政治問題了。實際上，「九‧一八」這一天，被全中國人民視為「國恥日」。因此，每年在這一天裡，「九一八事變」發生地瀋陽市進行防空警報鳴放，以警示民眾勿忘國恥。而全國各地百餘座城市也在每年九月十八日進行防空警報鳴放。而當年的「九一八」前夕，恰逢發生「釣魚島風波」，海峽兩岸人民都同仇敵愾，紛紛以各種行動以示抗議，中國政府更是五度召見日本大使，發出警告。而當年的「九一八」當天，恰好又是全國的「國防教育日」（按：「國防教育日」是於每年九月第三個星期六舉行，當年剛好逢遇「九一八」紀念日），故連過去沒有進行過防空警報鳴放的珠海市，也因此而在當年的「九一八」當天鳴放警報，以示抗議。
　　但就在這一天，亦即「國恥日」加上「釣魚島風波」正激起海峽兩岸四地人民極度憤怒之際，第二十二屆澳門國際煙花節的主辦當局，卻安排了菲律賓白金煙花公司、澳洲無限煙花有限公司施放煙花，其中的菲律賓與中國又有南海島礁之爭。當時本欄就已為文指出不妥，但執事當局卻一意執誤，在「九‧一八」當天施放煙花，使得澳門特區「火樹銀花不夜天」的喜慶氣氛，與內地警鐘長鳴及遊行示威隊伍萬眾高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後的吼聲」的悲憤、悲壯場景，形成極為強烈的反差。不禁使得人們搖頭嘆息：有關官員的政治敏感度確是太遲鈍了！
　　這又引伸出在澳門特區尤其是特區政府各部門服務的非華裔人士，如何熟悉中國的國情尤其是政情的問題。應當說，回歸後，他們是衷心擁護「一國兩制」，對中國的中央政府也是滿懷尊重及崇敬心情的。而且，他們也勤學普通話及中文，希望能盡快融入華人社會，而且也是勤勤懇懇地工作，這正是「一國兩制」的成功體現。但無可否認的是，由於其中一些人是成長於非華夏傳統的思維定勢及氛圍中，對中國的國情尤其是政情並不瞭解，因而有時也發生了某些與「澳門回歸中國」的政治現實格格不入的情況。
　　另外，即使是華裔公務員，也有一個摒棄單純業務觀點的問題，必須「既要埋頭拉車，又要抬頭看路」。實際上，特區政府的公務員大多是「三門官員」－－從家門到學校門，再從學校門到政府機構門，因而多是技術官僚，缺乏政治意識，更遑論政治謀略。因此，特首辦極有必要在已有各類顧問的情況下，增配政治顧問。而政策研究室也宜補強政治謀略方面的研究員，對特區的政治問題進行全面及分類研究，為特首和特區政府應對各種政治問題尤其是危機提供對策及預案。而各級公務員，也要使自己「經風雨見世面」，在大風大浪中接受鍛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