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澳門特區政府發言人室宣稱，行政長官崔世安將於九月二日至四日率領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前往北京，出席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周年紀念活動。澳門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包括政府主要官員和各界人士一百人。崔世安將擔任團長，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擔任代表團顧問。崔世安將會出席閱兵儀式、以及出席在人民大會堂舉行的招待會和文藝晚會等，代表團在北京期間參與的活動將由中央政府安排。
　　據說，出席閱兵觀禮將有五萬餘個名額，澳門特區代表團即有一百人，再加上全國人大澳區代表、全國政協澳區委員另行安排出席，還有其他的一些中央單位或人民團體邀請澳門特區對口的人士，澳門特區可能會有近二百人觀賞閱兵，所佔比例不小。而內地三十一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並沒有單獨組織代表團出席，據說只是由一些中央單位或人民團體邀請當地的對口人士。由此可見，澳門特區充分享受到「一國兩制」的優越性，這也是中央政府對澳門同胞在抗日戰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的高度肯定。
　　近來，澳門特區政府和各界社團、各有關機構，透過集會、圖片展覽、出版叢書和專刊、拍攝放映自製電影、座談會、研討會、講座、文藝演出等各種形式，展示及緬懷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期間，濠江兒女眾志成城支持抗戰的可歌可泣事蹟，對澳門各階層團結愛國力量，抗日救國，為抗日戰爭所作出的貢獻，作了詳盡的回顧。實際上，在抗戰期間，由於葡萄牙的中立政策，日本並無佔領澳門，使澳門成為周邊地區難民庇護所和各國情報人員活躍之地。澳門人一方面發起社會賑濟，安置難民，一方面組織愛國人士回內地支援祖國抗日，參與到抗戰隊伍中，有不少人血灑戰場以至是長空。烽火歲月中，澳門同胞在祖國南海之濱開闢另一種形式的抗日戰場，以自己特有的條件和方式，譜寫中國人不一樣的抗戰歷史，為中國抗戰和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力量。這些事蹟，在上述紀念活動中都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我們也可從另一個角度，疏理總結澳門同胞在抗日戰爭中發揮的作用，包括戰略作用和戰術作用。
　　在戰略作用方面，最為人稱道的，是柯麟醫生奉潘漢年之命，從香港轉移來澳門，就近照顧葉挺將軍，為其未來出山組建新四軍所發揮的作用。
　　中央紅軍長征召開遵義會議後，委派陳雲、潘漢年前往莫斯科向共產國際匯報遵義會議的情況。當兩人離開中央紅軍抵達上海時，中共中央鑑於新形勢，指示陳雲繼續前往莫斯科，潘漢年則留在上海並顧及香港，尋找機會尋求國共合作共同抗日。而在西安事變之前，潘漢年就曾與陳果夫、陳立夫兄弟會面商談，這為後來妥善解決西安事變，促成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奠定了基礎。
　　但西安事變的解決，只是將已經長征到達陝北的紅軍第一、二、四方面軍改編為八路軍（十八集團軍），尚未來得及處理中央紅軍長征後，留在原中央根據地堅持游擊鬥爭的部隊。而在此前，因為廣州起義失敗，先是被李立三中央，後是被共產國際錯誤處分而脫黨的葉挺將軍，在澳門寓居。潘漢年得悉此情況，就指示正在香港潛伏的柯麟醫生，轉移到澳門，就近照顧葉挺將軍，並伺機勸說他重新出山，參加抗日戰爭。
　　果然，當國共兩黨談判改編留在江南的紅軍部隊時，蔣介石提出軍長不能由中共黨員出任，中共方面當即想到了葉挺將軍，派出張逸雲到澳門，在柯麟醫生陪同下，勸說葉挺共赴國難，葉挺將軍慨然出山。而蔣介石以為葉挺將軍曾受過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委屈，不會重返中共，再加上葉挺將軍在北伐戰爭中的英名，也就同意了這個安排。葉挺將軍以其在北伐中率領過「鐵四軍」，將這支部隊命名為「新四軍」。而中共中央則委派項英出任副軍長（實際上是政委），對這支部隊實施了實質的領導，使其不致於落在「胡傳魁」之流的手中。在皖南事變之前，新四軍與八路軍、華南游擊隊一道，與國民黨軍隊的主戰場互為犄角；皖南事變後，則完全是中共領導的抗日軍隊。因此可以說，在一定角度上，葉挺將軍寓居的澳門，還有潘漢年、柯麟醫生，為抗日戰爭發揮了「小半壁江山」的戰略作用。
　　戰術貢獻方面，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四界救災」及「旅澳服務團」等的活動，這已是人們耳熟能詳。另一方面，華人領袖馬萬祺、何賢、崔德祺等，也在發揮著不同的作用。從資料看，馬萬祺還在香港經商時，就已與八路軍香港辦事處（八辦）有密切聯繫（附帶一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港澳工委駐廣州辦事處稱為「八辦」，即廣東省人民政府第八辦公室，就是表達對香港新華社—香港中聯辦的前身「八辦」的深厚感情）。而何賢作為國民黨澳門總支部的常委，也在國民黨的抗日戰爭中發揮作用。－－須知道，國民黨總支部的前後兩位負責人梁彥明、林卓夫，都被日本特務暗殺。
　　柯麟醫生任職的鏡湖醫院，有不少醫生護士參加了五桂山的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活動。經濟財政司司長梁維特的外公陳滿醫生，也為物質支援中共游擊隊作出了貢獻。
　　在九十年代初起草澳門基本法時，有一位「並不知名」的老人－－呂文貞，是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當時不少人納悶，此公是何許人也？其實是「大有來頭」。筆者當時也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看過一些回憶錄，就曾問他，是否就是那位第十一戰區參謀長，在日本投降後被任命為「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作為中國首席洽降代表，與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和參謀長高橋坦進行了多次洽降，並在故宮太和殿前，輔助第十一戰區司令官孫連仲將軍受降的呂文貞將軍？他爽朗地承認了。
　　呂文貞將軍一九九五年逝世後，又有新的史料面世，原來他與韓練成、郭汝槐、何基灃、張克俠一樣，都是「臥底將軍」，而他本人則是由李克農領導，羅青長單線聯繫。在如同吳石將軍那樣，跟隨蔣介石赴台後，有暴露之虞，離台赴港，一九六二年轉到澳門。這就可以理解，為何他的遺體是覆蓋中國共產黨黨旗，羅青長等出席在北京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