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欄昨日提到了呂文貞將軍，想不到反應頗為熱烈，不少關心中國當代史的讀者朋友，紛紛以各種不同方式與筆者聯繫，並告知他們透過互聯網搜索引擎蒐集到關於呂文貞將軍的事蹟史料。透過對包括「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等網站所刊載資料的綜合梳理，呂文貞將軍的形象清晰豐滿了起來，並不禁使人驚嘆，就連中共「一大」代表包惠僧也曾待過的澳門，真是藏龍臥虎之地。
　　九十年代初，筆者在參加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的工作活動中，與同是委員的呂文貞將軍有所互動。因為在此前，筆者看過一份署名「呂文貞」的回憶文章，是記述一九四五年十月十日在北平故宮太和殿前舉行華北受降儀式的籌備及儀式進行的全過程的，而他的氣質極像軍人，且操河南口音，年齡「又咁上下」，因而就試探式地詢問他是否就是此文作者，竟然像中了「六合彩」那樣，猜中了。
　　但在當時，澳門尚未開通互聯網，珠海等地所能購到的紙質出版物也沒有現在那麼豐富，因而筆者只是認知，澳門新華社（即現澳門中聯辦）當時主導，由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託其二十二位澳門委員，籌備成立並甄選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八十一名委員的過程中，是把他作為國民黨將軍的背景身份，以向台灣當局示範「和平統一，一國兩制」，而邀請他加入的。實際上，當時他在澳門是「默默無名」，也不是各界社團代表，其在《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名錄》的職業身份也只是「偉基利貿易發展有限公司負責人」。而後來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內地紙質出版物的繁榮，還有台灣地區《人物傳記》、《新新聞》雜誌刊登的史料，筆者才知道，原來呂文貞將軍的一生，是如此的豐富多彩。
    呂文貞(一九零九—一九九五)，河北省人。字石如，著名愛國人士，東北陸軍講武堂第十期畢業，南京陸軍大學第十一期畢業，重慶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畢業。任北平惠中中學董事長；陸軍大學少將兵學教官，陸軍大學編譯處長；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侍從室高級參謀兼中央設計局專門委員；第十一戰區參謀長，第十一戰區華北受降區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北平行營參謀長，北平剿總司令部參謀長，聯合勤務總司令部中將參謀長，國防實踐研究院軍事講座，國民黨陸軍中將。一九五二年從台灣移居香港，一九六二年六月移居澳門。九十年代任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一九九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在北京逝世，享年八十七歲。
    呂文貞將軍經歷過「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不但是「北平受降」的親歷者，而且也是拘捕漢奸兼日諜川島芳子的主事人。據台灣《新新聞》二零零七年報導，一九四六年六月，呂文貞從北平密電蔣介石，說第十一戰區司令部秘密偵訊了一個日本原子彈專家，其聲稱日本在中國已採集了將近五公斤的鈾原料，還聲稱以儲存在中國的現有材料，即足夠試造「酸化鐵原子彈」，這種原子彈的威力估計為鈾原子彈的四分之一，破壞範圍可達六十四平方公里之廣。深深瞭解原子彈戰略威力的呂文貞，在發給蔣介石的密電中表示，第十一戰區正秘密追查鈾原料的下落，並向蔣請示：「查原子彈為國防潛力所關至巨，除已照實驗計畫準備各項材料外，擬請指定地點准予秘密試驗，俾獲成果，以資利用。」蔣介石隨後在重慶召見了當時西南聯合大學物理系教授吳大猷，表示已下令撥給經費十萬元法幣，啟動這項秘密研製計畫，並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間大禮堂，供作原子彈研究室之用。
    吳大猷教授向蔣介石建言，發展原子彈，錢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專門人才才能克服研製原子彈的困難。蔣介石清楚了問題癥結所在，當即向吳大猷承諾，美國退還清朝賠償八國聯軍的庚子賠款，可以撥用作為獎助人才赴美國深造的經費，至於人才名單，則請吳教授選拔開具。於是，在吳大猷帶領下，包括楊振寧、李政道、朱光亞等研習物理學的年輕學子，踏上了留學美國的旅途。國防部長白崇禧則於一九四七年四月，向蔣介石提出了一份擴大研發原子彈計畫，建議蔣介石「設立原子物理研究所」。但隨著「遼沈戰役」的開打，國民政府的軍費捉襟見肘，為了研製原子彈而派遣的年輕學者，仍在美國繼續深造之中，蔣介石仍然持續供給經費，讓他們沒有後顧之憂。但是，為了撙節經費預算，白崇禧提議的擴大研發原子彈計畫最後胎死腹中。
　　早在抗戰期間的重慶，時任蔣委員長侍從室高級參謀的呂文貞便與潛伏在國防部內的兩大共諜郭汝瑰、韓練成交好（三人也是國防研究院的同學），彼此間無話不談，私下裏三人經常議論時局，對國民黨多有批評。但當時三人都是單線聯繫，互相不知道對方的「臥底將軍」背景。而他們分別提供的情報，使得「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抗戰勝利後，在呂文貞本人兼董事長、妻子任校長的北平「惠中中學」裡，也潛伏著許多以教職員為掩護的中共地下黨員，並受到他的保護。在北平「軍調三人小組」裡，呂文貞也向李克農系統提供了不少極有價值的情報。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九月初，國軍第十一戰區參謀長呂文貞被任命為「北平前進指揮所主任」,奉命完成一個從未夢想到的新任務——在國軍大隊人馬到達前，迅速趕赴北平對日軍洽降和受降。呂將軍作為中國首席洽降代表，領導北平前進指揮所人員，跟日軍華北方面軍司令官根本博和參謀長高橋坦進行了多次洽降。當時，呂文貞僅有指揮所主任的空頭銜，手上僅有十幾名參謀人員，並無一兵一卒的戰鬥部隊，國軍大隊人馬何時到達北平，均未可知。面對凶頑日軍頭目，呂文貞勇敢堅毅，有理有節，處處維護中國主權和民族尊嚴。在進駐指揮所的第一天，呂文貞即對日軍下達命令，召日軍代表高橋坦中將參謀長來指揮所洽降，並特別指示日軍代表不准佩刀、佩勛章勳表。日軍派人來求情，遭到呂的斷然拒絕：「日本人的勛章面子，是流中國人的血換來的，我以勝利國受降人員的名義說，我不願意在洽降時，見到有損中國面子的東西——勝利者更需要榮譽。」從規模來說，在故宮太和殿前舉行的受降儀式是中國戰區十五個受降儀式中規模最大的一個，甚至遠遠超過了南京受降儀式。
    一九四九年呂文貞赴台後，由於海峽隔阻及「白色恐怖」，呂文貞與羅青長斷了聯繫。一九九五年二月，時任珠海市台辦幹部的韓練成將軍的兒子韓競，幫助他與羅青長聯絡上。羅青長當即邀請他到北京相聚，當年夏天呂文貞與夫人一起到北京，住在長女湘秋家，並與羅青長相聚。但由於對氣候的不適應，呂文貞於九月份生病，十一月病逝於北京。他的喪禮，是以部長級待遇操辦的，其遺體覆蓋了中國共產黨黨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