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皺一池春水

    沒有運氣涉獵澳門國際音樂節的全過程，在我有限的視野裡，在音樂節欣賞奧地利作曲家馬勒的交響曲有幾個重要記憶。一九九四年第八屆時，在主敎座堂，由意大利指揮家布魯諾 · 彼森米傑奧指揮上海交響樂團、上海樂團合唱團，還有葡萄牙等國的女高音、女中音合作的馬勒《第二（復活）交響曲》的澳門首演，絕對是一場歷史性的洞燭先機的音樂會，因為對於當年澳門的普遍聽衆來說，馬勒交響曲十分陌生。但是，其時，澳門聽衆遠未紛紛出席音樂節的所有免費音樂會，但是場居然令主敎座堂水洩不通，原由其一可能是馬勒這部以“死亡和復活”為內蘊之作，吸引了有較濃厚宗敎氛圍之稱的澳門聽衆。到了二○○○年第十四屆時，實現了我在第八屆時希望能在音樂廳聆聽馬勒交響曲的意願，馬勒的《第二（復活）交響曲》在文化中心綜合劇院揭幕，指揮家為被認為乃當今之世《第二（復活）交響曲》權威闡釋者之一的吉爾伯特 · 卡普蘭，然而，音樂會非僅沒能加深聽衆對《第二（復活）交響曲》的印象，反而百結難解地模糊了澳門一部分日常較為注意馬勒這部交響曲的聽衆的理解，即便演奏仍為上海交響樂團，合唱團則為更見聲威的上海歌劇院合唱團和中央歌劇院合唱團。也許，卡普蘭對馬勒這部交響曲有着其個人的逸出常軌的煞費思量，但從現場所見言之，與六年前在主教座堂的首演相差大矣、高下立見。當然，以上兩場音樂會，澳門樂團均只能作壁上觀。但到了又過六年後的二〇〇六年第二十屆時，澳門樂團卻作為主體樂團，在時任音樂總監邵恩的指揮下，在南灣湖廣場奏響“澳門人百年不遇”的馬勒《第八（千人）交響曲》，合作樂團又有上海交響樂團，還有意大利交響樂團，以及來自北京、上海、台北、香港及本土合唱團。然而，由於乃戶外演出必須借助麥克風，也由於大抵各路英豪來澳短暫、認真鑽研工夫不足，不少聽衆感覺的只是熱鬧喧囂，難以體味馬勒對偉大的歡欣、偉大的榮耀的禮讚和頌揚了。

    到了九年後的二〇一五年第二十九屆的開幕音樂會，主事者不像第二十八屆那樣以貝利尼的歌劇《諾爾瑪》、不像第二十七屆那樣以華格納的歌劇《萊茵的黃金》、不像第二十六屆那樣以百老滙音樂劇《小飛俠》為號召，而是大膽地以馬勒《第三交響曲》牽頭，其顯示的乃一種變異、乃一種自信，這變異和自信確為一種宣示：澳門樂團有能力有能耐演繹馬勒謳歌天地塵世自然萬物的巨著，即使共演者有國家大劇院管弦樂團、國家大劇院合唱團，以及澳門少年合唱團，但也足以證明澳門樂團進步着提升着。

    我同樣没有運氣出席澳門樂團平常有份量的音樂會，但就多屆國際音樂節而言：去年，澳門樂團在呂嘉指揮下演奏理查 · 斯特勞斯的《唐吉訶德》、《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説》；前年，演奏理查 · 斯特勞斯的《英雄生涯》、《最後四首歌曲》。可見澳門樂團在嘗試自我挑戰、自我超越。他們在令人感喟地宣播平時不大在音樂節亮相、難度卻較大的作品，乃眼光恢宏地擴大音樂節的演奏曲目和聽衆現場音樂會的積累曲目，像那晩“吹皺一池春水”般地揮灑馬勒《第三交響曲》一樣。

    （第29屆澳門國際音樂節隨筆之一）

    陳  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