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歷風雨惺惺相惜——孫中山與澳門友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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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澳門是偉大的中國民主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懸壺濟世之地，更是他邁入由“醫人”到“醫國”征程的起點。在孫中山誕辰150週年之際，澳門理工學院中西文化研究所所長林發欽向記者講述了其在澳門期間得土生葡人摯友飛南第鼎力相助、積蓄革命思想和力量的故事。

　　飛南第，是在澳門土生土長的葡萄牙人，為人敦厚，富有正義感，深受中國文化影響，會講流利的廣東話。孫中山早年在香港讀書時與其相識，兩人志趣相投，常在一起暢談時務，並結下深厚的友誼。

　　1892年9月，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的孫中山應邀受聘於澳門鏡湖醫院，出任該院新設西醫局的首任義務醫師，成為澳門首位華人西醫。同年12月，孫中山向鏡湖醫院借款開設中西藥局。次年租用仁慈堂畔房屋，開設孫醫館，以“自願贈醫”“西藥贈送”的方式，推行西醫。

　　孫中山因醫術精湛、醫德高尚而聞名於坊間。當時澳門的知名人士曾多次在報紙刊登告示，讚譽他治愈疑難雜症的事跡，稱之為“神乎其技”，又表彰其崇高醫德，稱其“不欲酌定醫金，過為計較”’，又“在鏡湖醫院贈醫，不受分文，以惠貧乏”。

　　孫中山在土生葡人摯友飛南第的資助下，以友人之名創辦了第一份宣傳革命救國主張的中文週報《鏡海叢報》，刊載其在澳門行醫和早期革命活動的消息，於救治患者疾苦的同時，積極醞釀“驅除韃虜，恢復華夏”的途徑。而飛南第對孫中山的事業一直給予大力支持。

　　但華人在土生葡人聚居區行醫問診並非易事。當時的澳門法律規定，除非在澳葡政府取得行醫執照，否則不能在當地行醫。孫中山為取得執照，曾求助於飛南第，但受到重重阻力，難以維持營生。

　　1893年，孫中山棄醫從政時，將自己的醫療器械和生活用具贈給飛南第留作紀念。他此後在自傳中談及此事時說：“設醫館於澳門，為葡萄牙醫生所忌，遂遷廣州。”但他在鏡湖創立的中西藥局仍維持營業多年，並成為革命黨人在澳門活動的據點。

　　孫中山後來在《建國方略》中回憶起“懸壺於澳門”的歲月時說：“實則為革命運動之開始也”。正是這段行醫經歷使孫中山開始嶄露頭角，登上早期革命活動的舞臺，而澳門也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社會情況，成為西學東漸和東方文化向西方傳播中的重要橋梁，後發展成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策源地之一。

　　孫中山選擇澳門作為早期革命活動的舞臺，除澳葡政府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更為得天獨厚的是，他在這裡擁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密友，為其革命活動提供精神和財力支持。

　　其實，早在學醫期間，孫中山就常往來於港澳之間，與楊鶴齡、陳少白、尢列結成“四大寇”，一起傳播革命思想。同期居住在澳門的還有鄭觀應、鄭藻如，他們主張維新改革，對孫中山的革命思想影響頗深。

　　1895年，孫中山在廣州策劃的首次武裝起義失敗，走投無路的他幾經週折來澳向飛南第尋求避難。飛南第不顧清政府的懸賞通緝，幫助孫中山男扮女裝，乘船經香港逃亡海外，繼續領導推翻清朝專制腐敗統治的革命事業。

　　此後，飛南第還在《鏡海叢報》刊登了廣州起義的電訊，同時在頭版頭條全文刊登孫中山撰寫的《農學會序》，旗幟鮮明地公開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可謂是患難之友。飛南第以其土生葡人的特殊身份和家族影響力，在孫中山身處逆境時挺身而出，而在其革命成功之時甘於恬淡，難能可貴。

　　在林發欽的研究資料中，還有一些資料，可以證實孫中山與其他居住在澳門的葡萄牙友人之間的互動。

　　1910年葡萄牙爆發革命，宣佈共和。次年，辛亥革命爆發，共和體制也在中國開始建立。林發欽說，兩個處於歐亞大陸兩端的國家，同步共和，澳門作為聯結中葡歷史的紐帶，見證了兩個民族在共和道路上惺惺相惜。

　　孫中山與時任澳門總督的馬查度也有交往，馬查度其後在《澳門面面觀》一書中，將孫中山描述為“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偉大的信仰者，中國崛起的熱忱使者，以無盡的耐心和中國的方式，在歷盡艱難和險阻之後，終於為中國開創了一個新的時代。”

　　著名詩人庇山耶，在著作《中國研究簡述》中，對在孫中山的領導下脫離封建、建立共和的中國作出了全面的社會和政治描述，表達了對革命的同情和對中葡兩個新共和國家的關注。

　　最早向歐洲人開埠的澳門，是國人開眼看世界的視窗，而寓居於此的葡萄牙人也關注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林發欽說，孫中山在這裡執業、交友，除了華人社會，他還與澳門葡萄牙人社群有廣泛而深入的交往，客觀上促進了革命事業的發展。當中的點滴細節，有待將來發掘出更多中葡文獻，還歷史全貌。

　　“從這些資料中，我們依稀可以看出中山先生的性格與為人，他非常友善、非常包容，通過自己強大的社交能力為自己的革命事業爭取到了許許多多的同行者。”林發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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