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本地藝術團體也有與印尼移工一同作劇場演出，希望讓他們向公眾講出自己故事 。圖為2018年藝術節演出《洄游》排練。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一些本地藝術團體也有與印尼移工一同作劇場演出，希望讓他們向公眾講出自己故事 。圖為2016年社區劇場《我們也有的故事》劇照。照片提供：小城實驗劇團

2013年4月20日「地球日」，一班印尼移工，紛紛以各種「棄而不廢」的物資，親自製作並穿上特色環保時裝，由大三巴前地出發，巡遊到議事亭前地，目的是身體力行，宣揚環保減廢的訊息。

不時有外僱工人因工受傷甚至身亡。圖片來源：澳門日報
根據統計局數字，澳門2018年第3季總就業人口超過38萬。而勞工局數字顯示，截至2018年10月，本地外僱人數就超過18萬，可見外僱對本地勞動力之重要。而聘用最多外僱的行業為「酒店及飲食業」（52,536人），其次為建築業（30,672人），第三是家傭（28,672人）；外僱的來源地，最多是中國內地（117,420人）、菲律賓（31,130人）和越南（15,066人）。
外僱是澳門勞動力重要一環，遍佈於多個行業。但在媒體層面，每當說起外僱，我們多會聯想起勞資矛盾，例如欠薪、犯罪、虐待等等。雖然近年有一些社服和藝團希望協助外僱發聲，但似乎遠遠不夠。根據澳門大學助理教授史唯所著的《澳門移工——漂泊在中國的拉斯維加斯》，「移工對澳門的積極影響」在媒體中的再現，只有4%；「移工對澳門當地人造成的負面影響」則有51%。
日常生活中還有更多未被媒體報道的事，當中有喜有悲，且每日在發生。例如有外僱與僱主親如家人，有朋友與外僱共諧連理，但也有外僱「偷懶」、「駁嘴」，或是僱主苛待、無理。《澳門移工》就透過訪談，收錄了一些真實例子。例如有菲律賓保安想要一份看得懂的英語合約，但被告知英語不是澳門的官方語言，到現在除了知道自己薪金是多少，合同上是否還有其他福利並不清楚；有印尼外傭指，自己的僱主表示來到這裏就要吃豬肉；也有尼泊爾的保安指，自己被安排住在公司宿舍，但很多設備都是壞的，即使有跟公司反映，公司從來不理會。
上述的並非個別個案。不少學者都曾指出，移工的出現是一個全球化社會運作所產生的矛盾與問題，澳門並非獨特的一個。當中牽涉的問題眾多，由國際關係、全球經濟、勞工問題、家庭照護政策、人權問題等等皆有。而外僱與技術移民不同的是，他們不會成為澳門人。即使他們的學歷或許不俗，但因為沒有相應的社會關係網絡支持，找不到與學歷相關或相應的工作，因此他們從事的是都被認為並非專業的3D（Dirty骯髒、Dangerous危險、Difficult艱巨）工作，甚少能申請定居成為公民。到社會不需要他們了，或他們病了，不能繼續工作了，這個他們不斷貢獻勞動力的地方並不會為他們提供任何福利。
而史唯則在書中分析着這大環境中的權力關係。書中提到，特區政府渴望參與全球化過程與跨國資本不斷擴大資本疆界的企圖不謀而合，而這樣的渴望也與移工希望擺脫生活困境、尋求更好的工作機會、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質緊緊相連。但在這三位一體的共生關係中，三方的地位與角色並不一樣。「移工作為資本所需要的勞動力，既不掌握制定政策的權力，也沒有雄厚資本作為後，只能在三者的關係中處於權力結構的最底層。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儘管移工是共存結構中的參與者，但不是一個平等的參與者，他們的存在取決於代表政治權力的特區政府與代表經濟權力的跨國資本對其提出怎樣的要求，這也決定了他們被其他兩者所宰控和支配的地位。」
但與此同時，政府並未有為此提供疏導。欠缺完善社會配套，結果居民只覺資源被分薄而產生負面情緒；澳門需要外僱，但亦因各種差異易生矛盾。書中菲藉酒店員工指被本地人用髒口罵；有菲律賓保安表示覺得要和華人融在一起並不容易，「他們不願意和我們交往」。有意見認為，本地不少所謂「共融」，只流於「教家傭煮廣東餸」、三盞燈美食節一類單向活動，欠缺雙向的深度交流，協助外僱維權服務亦相對較少。當一切沒被排解，磨擦就不斷增加。
當然，在這體系之下，外僱會有自己的回應方式，不論是微笑、置之不理，或爭取維權，或融入社會。作者也在結語直言，這些回應方式不僅發生在澳門的外僱身上，或許也同樣發生在美國的墨西哥移工、歐洲的東歐和北非移工、或者中國境內的農民工、香港和新加坡的東南亞移工的身上，澳門也許只是一個小小的縮影。「移工的故事還在繼續，遠遠沒有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