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兆忠與盧頌寧的藝團「足跡」數年前曾與台灣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合作，以圈養動物為題，製作一兒童偶劇。

澳門劇場導演莫兆忠。資料圖片

2014年12月，台灣河馬「阿河」在運送過程中經過兩次重摔，之後不幸暴斃，引發民間反思圈養動物的倫理道德。網上圖片

場內圖書角有多本繪本及資料，讓觀眾了解圈養議題。
「我最記得那時在花蓮上工作坊時，有老師提出一個問題：究竟甚麼令我們的慈悲，從人及至於動物？他提出一個問題是：人本身對自然環境或自己生存的地方，那種愛是甚麼？甚麼跟你有關？甚麼會引起你的慈悲心？會令你關注生命這個問題？」莫兆忠說。
「如真要推動多些（動物敎育），我自己會覺得，怎樣放到整體教育體制去說生命教育這問題，即不只是動物，而是提升到生命教育的層次，思考整個教材配套。」
圈養爭議　不是非黑即白
莫兆忠與盧頌寧的藝團「足跡」數年前曾與台灣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合作，以圈養動物為題，製作一兒童偶劇，後來亦有改編並於2016年的澳門藝術節演出。當時「黑潮」於台灣的學校作推廣教育，包括動保組織的講座，也有邀請當地海洋公園的動物醫生參與。「希望做到兩方面平衡。究竟人和動物之間的關係在發生甚麼問題？」
那時老師也提出頗挑戰性的提問：「如果海豚血可以醫治癌症，你可以接受圈養嗎？」「為甚麼可以養金魚，不可以養鯨魚？」「哪些動物需要動物福利？蟑螂為甚麼沒有？」「我們有沒有道德不一致的時候？」有時則會從產業去討論，「例如花蓮的經濟依賴旅遊業、海洋公園。因為花蓮就是看山看水，唯一可以全家大小一起去玩的地方是海洋公園，如沒有了這些表演，就業員怎辦？經濟會否變壞？會有很多這些討論。」
「那時我們聽的時候就覺得，這不是非黑即白的問題，因為部分已發生了很多年，所以如單純說要愛護動物、不要殺生、保護生命，純粹用這樣的方法去討論和教育，其實是一個所謂灌輸式，可能未必是最好，沒真正從生命教育的角度去思考這問題——這生命與整個社會環境之間的關係是怎樣呢？那時衝擊頗大。」
見過真海豚才會愛海豚？　
「足跡」亦不時到本地學校巡迴演出。他坦言，現時澳門對這些議題的接觸都較淺層。「過程覺得較悲哀的是，你一路在做（圈養）這題目，你就發現澳門很多學校正受教青局資助去參觀海洋王國。那種感覺是：時勢比人強。我們小小一個藝術團體，一兩個人去做這件事，在澳門面對的就是一個龐大的資源，而且大部分的教育機構都非常支持，甚至政府的家庭聚會都去做這些活動，會有些無力感。」
對於有意見認為，小朋友看過真的動物才會更認識，因而更愛護動物，莫兆忠直言：「實際是澳門很缺乏一家人去娛樂的地方。多了這樣一個地方大家都很開心，未必心裏真的要看動物表演。但裏面最重要一個賣點就是動物表演，和在水族館旁鋸扒的一些設備。」
小朋友真的喜歡看動物嗎？盧頌寧憶述，當時在花蓮，也有人問過小朋友：去到海洋公園最記得甚麼？「大部分，有八成的細路最記得都是機動遊戲，因為玩得很開心。他們一定要去看（海豚），因為政府每年會給學校錢帶小朋友去，但他們最記得的是機動遊戲。」
「這令我們一團三人去學校巡迴時都有些驚訝。其實小朋友並不太享受或特別記憶起我們大人以為他們會特別記得的動物表演。」
她又指表示，因為教科書，現在澳門的小朋友多知道甚麼是「中華白海豚」。「我覺得十個有九個半未見過中華白海豚。真的，因為現在確很難見到，（數量）少到一個點。但當我問『點解而家越嚟越少』，我覺得他們有同理心。我覺得不一定要見過，小朋友才有同理心。只要他們知道，他們覺得牠們住附近，他們就會有同理心，所以不一定要見過，很愛他，同理心才會出現。」
「有幾多小朋友真是透過看這些困在籠中的動物，學識了些甚麼？」「不要說用Bobo和『開開』、『心心』對比；『開開』、『心心』和牠們同一個郊野公園內的動物，牠們的生活環境馬上就可以對比。一隻鴕鳥不應困在籠中。究竟牠一秒可以跑幾多公里，大家知道嗎？牠在籠中會影響牠的精神，會產生多少反常行為？其實大家都不知道。這些平日大家都好少去討論。究竟『開開』、『心心』是否真的開開心心？不知道。」莫兆忠說。
動物教育應提升至生命教育層次
忠和寧都認為，現時澳門愛護動物的教育都很表面，且以灌輸式為主。「怎樣做更多啟發性的事，怎樣跟動物和人一起生活的關係去講，可能會好些。但無論我們的教材或教師本身的成長和學習背景，這方面都很缺乏。如真要推動多些，我自己會覺得，怎樣放到整體教育體制去說生命教育這問題，即不只是動物，而是提升到生命教育的層次，思考整個教材配套。」
他記得，台灣曾舉辦一個「花蓮野望影展」。「全都是動物紀錄片，甚至很多一句說話，一句語言都沒有。他們不斷巡迴放映的過程，其實在說的訊息是：在我們現在這樣的時代，本身影像、網路科技已很容易幫助我們去認識野生動物，看野生動物怎樣生活，其實不用把野生動物隔絕於牠們生活的環境，（把牠們）放入一個動物園去看。而且你發現這沒台詞沒語言的動物影片，其實小朋友看得非常留心。」
「如民署花錢搞一個Bobo館，不如花些錢買這些（電影）版權，搞一個可以在二龍喉看野生動物放映館，平日小朋友都可以去看。這些教育更廣泛。你說搞標本館，花了錢，也只不過是一個短時間的觀光行為，根本不是做到一個甚麼教育目的。如紀念牠，根本不用搞一個標本館，如果想推廣教育，可以做一些更加進取的事，不需要這樣搞，又違反民意，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