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計署最近報告指，有部門濫用公帑進行顧問研究，當中涉及高等院校。我在澳門大學工作超過十年，對此現象有以下觀察。
政府委託大學學者進行顧問研究，在世界各地非常普遍，本來理所當然：學者將專業知識應用在顧問研究，對政府政策作出回饋，有助改善施政，促進善治。然而，澳門的顧問研究卻早已濫竽充數。不少學者往往學非所用，不務正業，以賺取顧問費用及維持與政府良好關係為經，為政府政策保駕護航為緯，把學術研究以至大學教師的基本操守置之不顧。
學者接受委託進行顧問研究，最基本的考慮理應是研究與自己的專業有關。對自己專業以外的範圍，學者的認識與一般人無甚分別，理論上不能勝任顧問工作。但實際是，政府部門或貪求方便，或照顧學術界的關係戶，在委託顧問研究時往往不求好否只求就手，不太理會專家的專長與水平，於是出現傳媒學者進行房屋政策研究，社會福利專家研究舊區重整政策，初級教授擔任顧問研究團隊領軍的怪現象。而由前傳媒學者經營的某「御用」民調機構，更包攬不同政策領域的研究。倘若研究不屬顧問的專長與水平，研究結果可信其實相當有限。
同時，顧問費用有時很是豐厚，不少學者趨之若鶩至影響本身的學術研究。要知道，現時大學教授課時每周只有寥寥數小時，背後的假設是教授教學之餘，還要承擔一定的學術研究。如果教授犧牲學術研究從事顧問研究，變相鼓勵教授利用工作時間從事兼職工作。
然而，某些與官方關係非常密切的學者，學術著作寥寥可數，卻接手大量顧問報告。若在香港或其他外地大學，老早被指研究不足影響教學質量而丟飯碗，但當中卻有人步步高陞，這種情況與大學監管不力有關。又另有教授公然在校內會議上指，自己有需要進行政府顧問研究，要求校方把顧問研究視為學術研究，與國際學術界普遍做法背馳，對教研質量影響很大。這些教授不少就職公立大學，我認為審計署應展開調查，了解大學有否善用人力資源和公帑。
再者，有學者反映，在撰寫顧問過程中，政府人員不斷發揮影響，務求令顧問報告結果合乎政府既定立場。而學者為求盡快完成報告收取顧問費用，投其所好在所難免。換言之，政府的所謂第三方研究，往往只能代表政府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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