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新聞局
在《關於文化局以取得勞務方式聘用工作人員的調查報告》中，廉署揭露文化局以取得勞務方式請人，規避法定公開招聘程序的五宗罪，包括僭越上級機關的人事管理權限、規避政府開考的招聘制度、取得勞務人員在開考時享有優勢、製造假象掩飾真正的勞動僱傭關係，以及規避公職人員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
第一宗罪：僭越上級機關的人事管理權限
廉署報告中引述文化局領導層指，近年工作大增，人資緊張，透過中央招聘程序聘請人員則過於費時。亦由於政府奉行「精兵簡政」攻策，上級未能批出大量招聘名額來滿足當局實際需要。除非有非常充分的理據或聘請專業人員，否則上級不會批准豁免開考。才決定透過取得勞務方式自行請人。但廉署指出，部門如有特殊原因急需進行招聘，在說明理由且獲特首或司長批准後，方能免除開考，或免除筆試，僅以履歷分析及面試聘用合同人員。
廉署批評，文化局未經社文司長批准豁免下，自行以取得勞務或非開考方式請人，亦未經社文司長批准下豁免知識考試，無疑僭越了上級機關的人事管理權限。
第二宗罪：規避政府開考的招聘制度
廉署亦指，法律規定部門應透過公開開考方式招聘人員，且高級技術員及技術輔導員須通過中央招聘方式招聘。但廉署發現，當文化局以取得勞動方式增聘人員時，從未按法律要求在《政府公報》及至少兩份報章上刊登通告，而是從當局收集到的求職信中挑選，最後透過履歷分析或約見面談確定人選。該局領導更指，會經相關範疇的朋友中了解、物色人選，意味著只有曾向文化局投遞求職信的人才有獲聘機會，一般居民無從得知當局何時招聘及聘請哪類人員。
廉署亦提到，文化局主要透過履歷分析及面談甄選取得勞務人員，代表求職者的履歷成為能否受聘的關鍵。但廉署調查中發現，部分受聘人員的履歷內容過於簡單，也有受聘者應徵時並不具備相關範疇的學歷或工作經驗。批評文化局以取得勞務方式聘請人員時，程序不公開、不透明，標準不明確、不規範，更存在有領導主管親屬透過相關方式進入文化局工作，與政府所倡導的公開、公平、公正招聘人員的方針背道而馳。
第三宗罪：取得勞務人員在開考時享有優勢
廉署調查中亦發現，文化局曾於2014及2015年公開招聘60名不同範疇的二等技術員，當中有22名曾以取得勞務方式在文化局工作，當中7個範疇的全部獲聘者及3個範疇的大部分獲聘者皆有相關工作經歷。而文化局於2011及2012年透過開考程序招聘合共44名二等技術輔導員，亦有一半獲聘者曾以相關方式在文化局工作。
廉署認為，從以上統計數字來看，曾經有取得勞務工作經歷的投考者，在數以千計參與文化局開考的人士中具有相當優勢，「若將這種優勢簡單解釋為巧合，或這些投考者整體質素優於其他人，則未免過於牽強，且使人有理由懷疑當中涉及其他因素。」雖然廉署未發現開考程序中存在明顯舞弊行為，但是這種現象令人對文化局招聘程序的公平性及公正性產生質疑。
第四宗罪：製造假象掩飾真正的勞動僱傭關係
廉署更指，為避免與員工長期簽署具有眾多典型勞動合同條款的協議，文化局在跟取得勞動人員簽訂「提供服務協議」滿一年後，便會改簽所謂的「工作協定」，並要求相關人員向財政局作出以自由職業者身份進行開業的申請。相關工作協定與提供服務協議相比，只剩下提服務的內容、服務期間和服務費及協定生效日期三項條款，但對工作時間、數量、方式及考勤制度則隻字不提。
廉署指，文化局為掩飾與取得勞動人員之間的僱傭關係，刻意營造有關人員為自由職業者而非部門員工的假象，以為雙方不簽署涉及工作時間、條件、方式等內容的協定便不存在從屬關係。批評做法不僅是弄虛作假，更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第五宗罪：規避公職人員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
按照《財產及利益申報法律制度》規定，只要工作人員與公共部門有從屬關係，便有義務進行財產申報。據廉署調查指，文化局與取得勞務人員簽署「提供服務協議」後，會按法律規定通知當事人向廉署提交財產申報。但當文化局將服務協議改為「工作協定」後，人員便不再向廉署作財產申報。文化局認為，因取得勞務人員是以自由職業者身份提供服務，沒有從屬關係，故無需作出申報，所以只會要求當事人向廉署遞交「終止職務」的申報。
但廉署認為，無論取得勞務人員簽署的「提供服務協議」抑或「工作協定」，其工作範疇、方式及薪酬並無實質改變。批評當局認為改簽工作協定就不存在從屬關係，而毋須提交財產申報的觀點根本就是規避法律的托辭。而以工作協定方式聘請的工作人員分佈於文化局多個部門，人員完全有機會接觸甚至參與涉及重大經濟利益的項目策劃，或行政審批程序，但卻未履行財產申報的義務，不僅造成廉政監察的缺失，更會帶來貪污腐敗方面的潛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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