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布亞新幾內亞舉行的本年度「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召開，但台灣當局出席會議的代表人選仍未能確定。台灣當局不是從自身找原因：當年陳水扁即將任滿下台時，扁政府爆發了「巴新外交公款侵吞案」，無端端地將巴布亞新幾內亞「拖下水」，讓巴國在國際社會蒙冤受屈，至今仍然對台灣地區的民進黨當局耿耿於懷，因而對台灣當局的與會人選更為嚴謹遵守「西雅圖模式」，並要求蔡政府對出席「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選低調行事；而是以為「鴻鵠將至」，可以將之「鬧大」，以轉移台灣民眾對蔡政府施政失能不滿的視線，因而炮製了所謂「中國大陸可能在APEC場合打壓台灣」的流言，而且昨日更由「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出面，煞有介事地「證實」該項傳聞，並聲稱台灣是「APEC」的會員，和其他會員國一樣擁有「獨立完整權利」，台灣的參與代表著二千三百萬的台灣人民，並沒有政治前提。而蔡政府的「外交部長」吳釗燮在接受媒體訪問時也言之鑿鑿地聲稱，中國大陸甚至將手伸向台灣一向正常參加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企圖把原來不存在的「一中原則」塞到「APEC」組織運作之中。
　　這是一個混帳的邏輯。因為在當今世界上，基本上所有的國際組織，從聯合國以降，都在堅守一個中國原則，將並不擁有「獨立完整權利」對台灣當局排除在外。因為按照一個中國原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人民行使主權的唯一合法政府，有權利和義務代表中國曾經國際組織及其活動。台灣作為中國的一部分，不能也沒有資格參加只有主權國家才能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但考慮到台灣經濟、社會發展和台灣同胞的實際需要，對於某些允許地區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經濟組織，中國政府在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立場的前提下，根據有關國際組織的性質、章程規定的實際情況，以中國政府同意和接受的某種方式，靈活處理台灣當局的加入問題。因此，即使是台灣當局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如「WTO」和「APEC」等的經濟組織，台灣當局參加的身份，也並非是「國家主權會員體」，而是「地方會員體」。
　　實際上，就以「WTO」為例，台灣當局是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的「非主權經濟體」的身份參與的，而且其簡稱為「中國台北」。中國是「TWO」的前身「GATT」的創始國之一。聯合國于一九七一年恢復中國的合法席位後，「GATT」通過决定，取消了台灣當局在「GATT」中的觀察員資格。一九八六年七月，中國正式提出恢復「GATT」締約國地位的申請。一九九一年一月一日，臺灣當局以「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單獨關稅領域」的名義申請加入。一九九二年九月二十九日，「GATT」理事會經過與中方以及各締約方廣泛磋商，由理事會主席發表聲明，承諾按一個中國、「中先台後」、台灣以「台澎金馬單獨關稅區（簡稱『中國台北』）」名義加入的原則，處理台灣入關問題。該理事會還通過决定，成立台灣入關工作小組，幷按慣例允許台灣當局派觀察員出席理事會會議。同日，「GATT」理事會主席在理事會會議上進一步說明：「中國台北作爲『GATT』觀察員期間以及隨後作爲一個締約方，其代表身份與香港、澳門代表身份相同。總之，『中國臺北』的代表銜不得有任何主權國家的含義」。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GATT」被世界貿易組織（WTO)取代，台灣入關談判也轉爲入會談判。二零零一年十一月，在卡塔爾多哈舉行的「WTO」部長級會議上，按照「中先台後」的原則，中國和中國台北分別於十二日和十三日簽署了加入議定書。此後，中國於十二月十二日、中國台北於二零零二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爲「WTO」成員。蔡英文當時參加了入關談判，應是對此過程及原則知之甚詳，又怎能否認自己並不具有「主權國家」的定位？
　　在當時，中國大陸剛改革開放不久，計劃經濟的痕跡仍重，談判並不容易。而台灣地區由於實行自由經濟，因而已經具備入關條件，但按照「中先台後」原則，台灣地區必須等待大陸。因此，一九九四年六月間，筆者參加港澳地區新聞界高層訪問團，時任「僑委會」委員長的章孝嚴（現已歸宗正名為「蔣孝嚴」），還對團員們忿忿不平，說這是成績優秀的學生已經考試合格，卻要等待成績欠佳的學生在補考合格後，才能畢業，而且領取畢業證書還是排隊在其後面。
　　章孝嚴因為身材較矮，因而穿了一雙加厚的皮鞋，以抬升身高。當時就有香港團友私下議論，章孝嚴這番話，就像他的「鞋履語言」那樣，是在抬高台灣當局自己。
　　正因為如此，就可見是基於一個中國原則，台灣當局即使是能夠參加的政府間國際組織，也必須在兩個方面受到嚴格限制：其一是稱謂，不能帶有任何「主權國家」的意涵；其二是在加入先後次序上，必須讓步給作為主權國家經濟體的中國。
　　「APEC」更是嚴格遵循一個中國原則，並分為兩個層次。其一是加入到身份地位問題，其二是台灣當局出席會議的代表資格及舉辦相關會議的資格的問題，這又再分為「雙部長會議」和領導人非正式會員。在入會資格問題上，一九九一年二至十月，中國政府代表就中國、台灣地區、香港地區三方加入問題與「APEC」第三届「部長級會議」高官會主席、韓國外交部部長助理李時榮進行了六輪談判與磋商。十月二日，中國外交部國際司司長秦華孫同李時榮簽署《諒解備忘錄〉，明確規定：中國作爲主權國家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名稱，台灣、香港作爲地區經濟實體以「中國台北」「香港」（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起改爲「中國香港」）的名稱同時加入「APEC，台灣當局只能派主管與「APEC」有關的經濟事務部長參加會議，台灣「外長」和「副外長」不得與會，也不能承辦「雙部長會議」。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首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美國西雅圖召開。台灣當局藉口《諒解備忘錄》沒有就台灣參加領導人一級會議作出規定，試圖讓李登輝作爲「國家元首」的身份出席。遭到拒絕後，提出讓時任「行政院政務委員兼經建會」主委的蕭萬長冠上李登輝「代表」、「特使」及「行政院政務委員」的頭銜出席。對此，中國政府指出：根據《備忘錄》精神，台灣參加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的人員最高只能是與經濟有關的「部長級」官員，幷已就此與有關各方達成一致。最後，蕭萬長只以「經建會主委」身份參加會議。由此形成了「西雅圖模式」。此後，台灣當局在「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與會人員級別問題上一直企圖突破《備忘錄》有關規定和「西雅圖模式」，但均未成功。對此，當時作為李登輝參與國際經濟談判事務的代表的蔡英文，應是十分清楚的，哪有什麼她的發言人黃重諺所說的擁有「獨立完整權利」！黃重諺的說法，只不過是「睜著亮眼說瞎話」而已。
　　二零一二年，蔡英文代表民進黨參加「總統」大選。吳釗燮作為蔡英文的首席智囊，為其作上台準備而主持編寫了幾部探討「政權交接」實務問題的著作，交由新台灣國策智庫出版。其中一本《台灣外交的省思與前瞻》，在提到「APEC」時，就承認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經濟體」，「外交部」正副部長也不能出席「雙部長會議」，「總統」更不能出席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因此，吳釗燮昨日所說的「中國企圖把原來不存在的『一中原則』塞到『APEC』組織運作之中」，就更是「自打嘴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