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脈絡上，部分學者的論點認為三十年代是中國電影的黃金時代，並認為當時已經擁有成熟的、具民族特色的表述體系，只是後來坎坷的歷史發展打斷了這個「中國自己的電影」繼續茁壯成長。
「20 世紀30 年代初期，《桃花泣血記》等一批作品終於探索出了中國風格、清新氣質的恰當表達⋯⋯到30 年代中期，隨著《神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的出現，標誌著中國電影已經建構起成熟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表述體系⋯⋯在抗戰結束後⋯⋯《一江春水向東流》、《小城之春》仍然製作完成，成為中國電影藝術的豐碑和典範⋯⋯解放戰爭結束、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隨著意識形態的乾坤扭轉，中國電影從『市民電影』轉向『人民電影』，民國時期以市民觀眾為主體的中國電影，轉向『為人民服務』⋯⋯
『人民電影』的創造挑戰重重，既受蘇聯電影的影響，又要展示民族獨立的新中國的藝術特色，到了1955 年《董存瑞》終於成型，基本做到了新的意識形態和藝術規律的有機結合⋯⋯到1959 年，『人民電影』走向成熟，典範作品群出。60 年代，外交孤立的背景下，中國電影自覺地找尋與中國藝術傳統的關係，《林則徐》、《枯木逢春》、《小兵張嘎》、《早春二月》等作品出現，均已彪炳後世。但是，接踵而至的『文革』，政治鬥爭摧毀了藝術生態，在藝術凋零、樣板戲獨霸的局面下，艱苦探索發現的『人民電影』創作規律又被廢黜， 電影歷史又一次出現斷裂。」（摘自《王海洲：中國電影學派的歷史脈絡與文化內核》，2018年4月11日， https://bit.ly/2Odo43G)
「當走出文革後，我們的中國電影先是學歐洲，做藝術電影；到了新的世紀，發現市場的重要性，又開始學習好萊塢。在這一百年中間，我們沒有充分的時間真正地將中國自己的電影繼承和發展。」（摘自《專訪｜王海洲：用中國自己的研究話語闡釋問題》，2017年12月13日， https://bit.ly/2N5kuDT）
筆者根據這兩篇文章的歷史脈絡整理了圖片，方便理解。
有趣的地方在於王教授嚮往的電影黃金時代正是共和國成立之前的「另一個中國」，1927至1937是歷史上公認的民國時期黃金十年，那正是「上海灘」的時代，當時的上海就像今天的紐約或巴黎，是金融、時尚最活躍，意識形態最開放的城市，也正是造就出王教授心中「中國自己的電影」及「市民電影」的時代背景。後來共和國成立至文革結束（1949至1976）的二十七年裡全中國都處於政治鬥爭的時代，經濟被破壞、意識形態變得單一、電影及其他藝術的發展都被窒礙。由此可見，經濟發達與意識形態的多元開放，正是電影及其他藝術發展的機遇。
今天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在經濟發展上中國可以超英趕美，但在意識形態上卻越收越緊，操作手段大量複製：中國夢是複製美國夢的操作手段；強調高尚的、值得自豪的民族性與國家意志，是複製納粹的宣傳技倆；取消主席任期及小組治國，是文革式個人崇拜的複製；「中國製造2025」是德國工業4.0的複製；「互聯網＋」是網路長城下的內聯網⋯⋯凡此種種可以檢視出中國現正處於模仿學習的階段，並未有成熟的心智去面對過熱的經濟，以及隨之而來過度的自我膨脹，由改革開放至今如此急速的發展，國家主體及全體人民還未來得及調整心理，就要跳進巨量數據與人工智慧的大時代，這必然產生不適應，中國電影市場井噴式的發展與中國電影理論之間的漸行漸遠，正是這種種不適應的其中之一。（4之3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