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慶幸我當晚被叫醒了，可以看到現場的真相，那是歷史的一刻。」現在已37歲的梁先生至今仍清楚記得，1989年6月那個深夜，自己突然從睡夢中被父母拍醒。和很多人一樣，他們徹夜看着電視的新聞畫面。「他房間有台電視，把我拉了過去看。最記得那些手推車，不斷車着人不斷狂跑……」
1989年的春夏之交，社會氣氛漸漸緊張起來。即使梁先生當年只有6歲，即使他當年是身在距離北京千里之外的澳門，那種氣氛，他明白。「電視常播盧冠廷的歌，『愛自由，為自由』，細細個就跟着唱。卡通都沒有了，有《民主歌聲獻中華》。知道是甚麼事的，因為那些明星——就是現在最支持共產黨的明星，像成龍那些，出來講了很多很熱血的話。」
「當時年紀小，但我聽得明那些字，那時香港ICAC的宣傳很厲害，我知道甚麼是貪污，當然大人也會跟我說。因為當年的社會風氣，大人基本上不會避忌，會跟小朋友說的。」梁先生形容，那時候家人都很支持北京的學生，那年五月，一家剛好去香港，也有帶他到維園看民主女神像。「我還扮着女神的姿勢。我姨媽還在唱盧冠廷的『愛自由，為自由』，不停在唱，我們也一起跟着唱。」
學校的壁報板也有很多「文宣」。「校友在壁報板上寫了很多。回到學校等上課時就會看到，是文章，有寫着『痛心疾首』，還有很多剪報。」校方也曾組織學生參與遊行，「收到通告，告訴家長會有遊行，叫家長踴躍參加，帶小朋友一起去。我老爸當時也很熱血，但他要上班，就叫我媽陪我去。遊行一路大喊『打倒李鵬』、『李鵬下台』，不斷在喊這兩句。」
1989年6月，北京的學運遭到血腥清場。6月4日下午，澳門即有大型遊行抗議鎮壓，並呼籲罷工、罷市、罷課。據當時報道，起碼有十七萬名市民有參與遊行集會。當時多位華人立法會議員也曾發表嚴正聲明，强烈譴責武力鎮壓。
集會的意義　不斷反思
但後來澳門一班堅持平反六四的大學生和民聯會成員陸續受到打壓，甚至有人曾受到暴力威嚇，有人一夜失業，或是連家人也受到牽連。隨年月過去，加上種種噤聲，梁先生也坦言，眼見很多大人之後「已打倒昨日的我」，中學時學校也無老師提起「六四」。「比較開明的老師也沒提到。當然，歷史課本一定沒有這部分，永遠沒有新中國即1949年之後的事。」
但他一直沒忘記這天，沒忘記6歲時看到的新聞畫面，沒忘記當時自己親身參加過的遊行的情景。中學畢業前，他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第一次參加了「六四集會」。之後他出國留學，也有參加當地香港學生發起的「六四」悼念。「多是香港人，也有內地生參加，當年內地生站出來也沒甚麼問題」。回澳工作後，起初幾年他仍繼續參加「六四」悼念。當年曾帶着他去六四遊行家人聽到他去集會，也曾微言「去埋啲咁嘅嘢」，但無阻他去集會。但幾年過後，梁先生也開始有點灰心。
「就是覺得，都嗌咗咁耐，有些心灰意冷。每年都是這樣，每年都沒有改變過，『天安門母親』依然不能一起自由去拜祭親人。年年都是這些，似乎毫無寸進。」
「還有，每年都是點蠟燭、唱唱歌，是否只有一個途徑可以悼念『六四』呢？不去這些集會我是否就不是『毋忘六四』呢？集會是否要靠人數才叫成功？年年都是播一樣的影片，那些youtube也有，網上有更多的資料、有更新的角度。我想我夠了，不一定要參加吳、區的集會，我也可以用我的方法去記住『六四』。圖片展嘛，我的Facebook也是圖片展。」
禁止集會不合理　要反對
即使如此，他反對今年政府以「疫情」為由不批准「六四」集會，形容是「格硬來」。「我去唔去一回事，你不能褫奪我去的權利，你不能打壓它。這件事不妥當，你不能用這些藉口去打壓。不能夠，不妥當。」他也直言，如明年再無疫情政府也不批准「六四」集會，那就更有問題。「因為不能用疫情為理由，要反對。」
事實上，不少市民近年都有感澳門的言論空間不斷受壓，例如是去年的「默站」，又例如今年有人在網上號召於6月4日在議事亭前地參與聚集默哀，治安警特地呼籲市民不要參與非法集會活動。對此，梁先生坦言無奈，也認為「除集會外，要想想其他方法把這事留存下去。」
「六四」是一個傷痕　需有真相
雖然家中現在已不談政治，但梁先生直言，很慶幸那個晚上父母有把自己叫醒。「那種衝擊力很大，如沒有這衝擊力，我是不會將這事記到現在。你唔知、唔睇、唔見，那件事還是發生了，始終還是要找出真相。這些是一個民族的痛苦，作為一份子，是要一起承受，不能闔上眼，就當事情就沒發生過。大家各自修行吧。在我看來，這些事一定要求真。」
「『六四』是一道傷痕。你覺得沒風氣，可能是因為禁言，但你想想，那傷害在民間有多大。當年學運是綁着整個民族，整個國家，不只是北京城的事，是全國都支持的事，所以影響是很深遠的，這是必須討論的問題。經濟發展還經濟發展，這是道德問題。」
「當年一班為國家進步的知識分子，他們為民族去設想、去犧牲，你不能忘記。那是一班知識份子，如果他們沒有死，中華民族今年會否有更好的未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