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在深化改革重組中的中國，將大力發展公共投資和社會保護以確保經濟增長，產業現代化和國內消費增加。澳門的重心仍然是多樣化的，但在國家講話中必不可少的綠色經濟，也需進行本土化設計

中國的共產資本主義相較陷入控制赤字和緊縮計劃的歐洲民主國家而言，更接近由經濟學家如若瑟夫·斯蒂格利茨等主張的凱恩斯主義。「十三五計劃」（2016年至2020年）承諾大力投資基礎設施，特別是交通，將赤字控制在百分之三——以此來支持工業轉型和遏制社會成本，如失業。澳門的繁榮依賴於內地，理論上內地的消費模式有助於旅遊業和博彩散客廳。但針對澳門特別行政區的要求重提了經濟多元化的方針，現在還加入了新的設計：環保和綠色經濟。

這個概念「對於政府來說太超前了」，澳門Green Studant聯盟的領袖打趣道，並指出立法領域在過去十年裡毫無作為，「我們甚至沒有一個環境保護法」。Jo Chan稱讚給環保問題寫下「新刻度」的北京的講話，但不相信地區能創造奇跡。他指出除非將這個「訊號」理解成讓澳門國際旅遊休閒中心提供「綠色和生態旅遊」。

相互適應

經濟學家麥健智表示國家戰略對澳門的影響「不是線性的」，正處在「相互適應的過程」之中。從一方面來講，「『9 +2』區域一體化至關重要，我們必須一步步整合其中，這迫使我們從大處著眼」；而從另一方面來說，「需要考慮中國以外的地方，因為我們擔負著葡語系平台的角色，我們要成為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並參與一帶一路」。也就是說，「澳門必須要聯繫自身區域，在尋求國家目標方面發揮更積極的作用」。

至於環境，除了空氣品質保障或綠地和自然資源的保護外，麥健智還強調「監控和改善環境的相關技術是極其重要的」。作為一個小型城市，「澳門可能無法獨自做到這一點，但需要可持續建築和交通運輸方面的新規則和要求——比如污染較小的公車，而且一系列的問題都必須得到處理，以發揮其在提高整個中國環境的迫切要求下的作用」。

與綠色經濟相關聯的技術進步是難以推動經濟多樣化的，因為澳門在這一領域沒有潛力。 「我們考慮澳門大學的參考實驗室以及一種或另一種技術專案，而我們要重點發展服務業，再聯繫上環境，但這不僅僅如此。例如：澳門有公認高品質的酒店業，可以賣到中國內地。有許多方面可以發展，澳門有金融條件，政治支持和創業，這是至關重要的」，麥健智總結。

「智慧」機會

羅世賢在去年年底於澳門城市大學舉辦的葡語國家環境問題會議上，主張集中於知識產業的發展模式：「幾年前我就指出澳門可以效仿馬斯特里赫特的可持續發展模式。在20世紀80年代，由於煤炭危機的出現，這個城市不得不重新改革，並做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事：創建了涵蓋各個領域的約300家研究所，並成為一個智慧城市，一個囊括各個方面知識的思想中心。澳門在這方面有點蒼白；四分之一的人口是學生，特權部門是博彩業。 當然博彩業作為回報也會投資於科學和研究部門。各大學正在完成一些使命，在傳統中醫藥和科學與技術領域也有一些很好的例子；但是一個體量如此之小，經濟能力卻非常之大的城市，應該建立更多的研究中心。例如新加坡的模式就是在成為發達且高效城市的政治構想中建立。但具體而言，這個城市國家的設計還蘊含其他價值。澳門可以成為一個思想和研究中心——特別是在環境領域，只要有政治意願」，羅世賢在接受澳門平台採訪時說到。

新加坡的模式也受到Jo Chan的推崇：「這是一個智慧和綠色城市，吸引許多高級管理人員來這裡定居和工作，當然也有許多遊客」。在澳門的情況下，儘管中國的計劃是「一個很好的起點，讓我們討論環境如何為經濟提供正面效應，但Jo Chan依然持懷疑態度。他譴責如「在路環的巨大負面影響」，認為「現在談綠色經濟已為時已晚」。

這位年輕的環保人士承認政府在「促進能源效率」方面所作的努力，「只有一個成功的例子」，但「對討論經濟可持續發展來說還是太少了」。因此他質疑政府「甚至沒有與環境保護協會討論過這些問題」就採取「其他作物」，因為「只是做一些宣傳活動是不夠的」。主題「可以是多方面的，從回收到施工，從綠地到生態旅遊都包括在其中」。特別是他總結到：「現在是時候重新考慮環境的價值了」。

增長模式

雖然環境講話在中國仍「相對較新」，但是去年羅世賢卻「被中國的環境保護立法和綠色能源公司的數量震驚到了」。然而麥健智強調，在最新的五年計劃中，可持續發展的經濟被放在「增長模式的範式轉變」背景下，並解釋說政權「正在尋求創造一個更有利於國內投資，發展和消費者的環境」。

在這種情況下，這位經濟學家指出十三五計劃的一些突出方面：汽車工業方面的綠色技術；創意及文化產業；有附加值的出口；增加流動性，特別是擴展動車和高鐵網路，「從根本上將中國市場最高效率化」以及與「一帶一路」相關的基礎設施。麥健智總結「衛生系統預計在2020年將覆蓋全部人口，讓家庭有資金進行國內消費又不失安全性」，這點「非常重要」。再加上稅費改革——「沒有固定的值，但稅收負擔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