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和香港兩位行政長官今次的赴京述職，無論是在禮儀安排還是在述職報告實質內容上，都突出了中央與特區的「主從關係」，強調了國家憲法與基本法、「一國」與「兩制」、中央與特區的關係。這就使得廣大澳門居民，無形中上了一門國家憲制的寶貴課程。
　　因此，筆者十分注意這次行政長官赴京述職的禮儀改革，尤其是在「述職報告」方面發生的微妙變化。當看到香港的電視台播出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梁振英在分別向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作述職報告時，是攜帶並當面呈交了一份「述職報告」的文本時，就頗感到興趣。遺憾的是，一個星期以來筆者是在醫院病房撰寫文稿的，由於病房電視機未有接駁澳門當地的有線或公天系統，而收看不到澳門任何一家電視台的節目，因而也就無法得悉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是否也分別當面向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呈交了「述職報告」。但無論如何，按照相關規定，應是早已提交了書面的「述職報告」，「當面呈交」或只是一個形式而已。說不好低調沉穩，腳踏實地，埋頭苦幹，不喜張揚，反而更符合習近平主席的用人之道。
　　行政長官崔世安向中央和國家領導人所作的述職報告內容，已有廣泛而深入的報導，本欄不再贅。不過，從習近平主席和李克強總理對澳門、香港兩位行政長官的述職報告的評價，及對兩人的囑託中，卻可以梳理歸納出中央對澳門、香港兩個特區事務工作的不同側重點，這就有利於澳門特區政府和廣大「澳人」，從中吸取力量源泉，上承中央的政策要求，下聯澳門特區的實際情況，並有機地結合起來，揚長避短，繼續宏揚自己之長，力圖收窄自己之短，就能更上層樓，做得更好，以衷心回報中央對澳門特區、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澳門特區政府及廣大「澳人」的關愛及支持。
　　其一，中央對澳門特區的政治發展態勢頗為放心。實際上，從對兩個特區實施政治領導的習近平主席，在分別接受兩位行政長官作述職報告時，對香港特區在政治方面的內容佔了頗大篇幅，尤其是對梁振英大談香港在實施「一國兩制」實踐上出現了新情況，並強調中央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堅定不移，不會變、不動搖，但同時必須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的實踐不走樣、不變形，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而在接受崔世安述職時，基本上不談政治領域的內容，反而盛讚一年來行政長官崔世安帶領新一屆政府穩健施政，勤勉工作，積極謀劃長遠發展，展現新面目，社會各界對政府充滿期待，中央對特區政府的工作充分肯定。這就顯示，習近平主席對澳門特區的政治發展態勢是極為滿意的。
　　這是廣大「澳人」之福，尤其是在與其他地區的紛亂情況相比之下。澳門特區的政治發展態勢較為順和，這是澳門特區前、現任行政長官何厚鏵、崔世安的強項，也得益與澳門居民愛國愛澳的深厚傳統。當然，更與國家執政黨和中央政府的關愛分不開。在此有利條件下，澳門特區順利地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履行了國家的憲制義務，填補了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空白，因而使得中共「十八大」報告所揭櫫的中央對港澳事務的根本宗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港澳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及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幹預港澳事務，得到了切實的保障。由此，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啟動澳門特區的政制發展時，就完全能夠按照中央的意圖和多數澳門居民的意願，依法順利地完成了基本法兩個附件的修訂，使得澳門特區在發展民主方面走出了關鍵及穩健的一步，提高了特區政權建設的民意認受性。在政治領域的其他方面，雖然外部等勢力死心不息，力圖在「顏色革命中」也把澳門特區「拖下水」，並意圖利用其「代理人」進行各種政治活動，但終因澳門特區的政治態勢發展正面，而未能成事，反而更為引發廣大「澳人」警惕，居安思危，更為堅定不移地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
　　就此，習近平主席從政治領導的角度，對澳門特區是完全放心，也是完全滿意的。我們應讓習近平主席更為放心和滿意，繼續走自己已被實踐證明是正確道路。由此，在未來幾年，至少是在崔世安餘下的四年行政長官任期，還是集中精力努力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使得更具物質基礎。至於政治部份，就按部就班，完成政制任務上必須進行的在二零一八年選舉第六屆立法會，二零一九年選舉第五任行政長官。其餘的，可以基本不理。
　　實際上，澳門居民對所謂民主政制發展並無強大的意願。就以今個回歸日的遊行而言，正式打出「普選」政治口號的遊行隊伍有幾人參加？連其「攪手」和積極參與者也不得不在社交媒體上慨嘆（其實是哀嘆）只有區區幾十人！根本無法形成力量，也引不起注意。當然，有「海一居」業主請願「更吸睛」的因素，但卻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就連「新澳門學社」創辦人舉辦的遊行，也將「民主政制」的訴求淡化，改以民生議題為主。
　　因此，年前政制發展所定下的方案，理應可以繼續運用。只須對現行的兩個選舉法進行框架內的調整，更有利於廉潔選舉，及因應非政權性市政機構的設立，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的政界部份，補強其代表成員。但也宜從「反離補」事件中吸取教訓，避免非政治議題被引導到政治議題上去。
　　體現「新人事新氣象」的新一屆特區政府領導班子，為此提供了可靠的政權力量保障。相信能夠在堅持政治原則之下，又能靈活調適處理，兩不偏廢。行政長官崔世安有此得力助手，可以騰出精力來考慮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問題。
　　其二、澳門特區的深層次矛盾，主要表現在博彩業仍然佔主導地位與經濟均衡可持續發展的矛盾，過份依美資賭商與澳門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矛盾，博彩業展急速與內地打擊出境賭博活動的矛盾，負有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責任與城市發展建設的矛盾，中小企業嚴重缺乏人力資源與勞工團體反對濫輸入外地勞工的矛盾，澳門經濟全面好轉與部分居民未能分享到成果的矛盾，每人平均GDP數據亮麗與貧富差距擴大的矛盾，房地產業發展與鋪租樓價急升損害中小企和居民利益的矛盾等。這些，絕大部份是非政治議題，集中在經濟、民主及利益再分配等領域。
　　側重於對澳門特區進行行政領導的李克強總理，就要求新一屆特區政府面對經濟調整為特區發展帶來的新挑戰，抓緊機遇，持續發展，保持財政盈餘，並持續發展經濟，並在抓住國家制定「十三五」規劃等帶來的機遇，奮發有為，發揮好澳門作為自由港和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作用，統籌推進經濟發展和著力改善民生，把中央政府支持澳門發展的政策措施用足用好，不斷提高澳門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開創經濟社會發展新局面。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總結此行述職的體會時表示，回澳後將與梁維特司長就經濟適度多元、經濟深度調整，以及更多支持中小企和青年人等方面進行商議、研究，之後將撰寫有關建議文本呈交予中央。，可見梁維特司長的責任極為重大，中央也將做好這些事情的的希望寄託於他的身上。盡管此前他有政策研究的基礎，但現在身份轉變為行政決策及執行者，角色變化較大。不過，從一年來的表現看，應可承擔起此重任。今後還須繼續努力，完成中央的重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