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中午在台北國際機場第二航廈長榮航空公司的櫃檯辦理登機手續時，看到工作人員突然一陣騷動，不知是發生何事。而此時手機的微信及新聞短訊即顯示，「長榮」的創辦人及總裁張榮發先生剛剛辭世。這也真是湊巧，在張榮發逝世的消息傳出時，正巧在享受長榮所提供的服務，真是湊在一起了。
　　筆者雖然見過幾次張榮發先生，但與他並不熟。不過，卻間接地與他有過一段「隔空交情」的經歷。現在回想起來，還唏噓感慨不已。綜合到後來所了解到的各種資料，更拼湊成一幅完整的澳門國際機場「風雨圖」。
　　澳門國際機場專營公司，最初是澳葡政府、澳門娛樂公司，及由十一家在澳門的中資機構組成的「中聯實業公司」所組成，各佔股三分之一。後來，由於機場工程所需資金遠遠超過預期，在要求各股東增資時，中聯公司難以承受巨大的資金壓力，只好被迫出讓部分股權，由何鴻燊、何厚鏵、吳福等人接手。
　　但中聯公司仍然在國際機場的興建中，發揮重大作用。尤其是其十一家組成公司中的澳門珠海發展有限公司，實際上是廣東省人民政府在澳門成立的兩家公司之一，其負責人高敏、陳仲旋，更是「大有來頭」。前者在七十年代趙紫陽復出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一書記時，他從解放軍四十二軍退伍，出任其機要秘書。因此，傳說他是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趙紫陽在澳門的聯絡員。而後者，早在「文革」前就是趙紫陽的秘書，趙在「文革」後重返廣東時，他是廣東省委辦公廳副主任；習仲勳調到廣東時，是由他與吳南生專程到北京接其到廣東。而習仲勳一下飛機，就在兩人的陪同下，直接趕到省委禮堂，出席幹部大會。
　　因此，儘管中聯公司的負責人另有其人，但其實質的業務，尤其是與澳葡政府的交涉，與中央政府的聯絡，都是由這兩人出面，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跑道和聯絡道究竟是採用填海式還是樁柱棧橋式，葡方與中方爭持不下時，由兩人做「和事佬」，最後各讓一步，由中方負責的跑道採用填海式，葡方承建的聯絡倒採用樁柱棧橋式，各得其所。還有候機大樓的層數，也經歷過類似的爭論，最後也是各讓一步，和氣收場。
　　在與珠海的爭論中，尤其是國際機場之爭，噪音及供沙之爭等，兩人都曾以其過去的背景關係，發揮著重大的作用。珠海仗著有當時得勢的某大人物「力撐」，要將國際機場的興建權搶在手中。豈知高敏、陳仲旋的「後台」在中央的職位更高。在一番運作之下，澳門新華社以中共港澳工委澳門分委的名義，並由周鼎、柯正平簽署，向中央打報告，詳細說明國際機場建在澳門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其中還引用了筆者的一些分析言論，包括澳門是外交性質，必須對《中葡聯合聲明》負責，珠海是國內內部事務；回歸後澳門特別行政區是政治性質，實行「一國兩制」，珠海經濟特區是經濟性質，前者的位階高於後者；澳門可與台灣，及當時尚未與中國建交的韓國、南非、以色列等通航，珠海卻不能等。結果趙紫陽代表中央批示，國際機場還是建在澳門好，一搥定音。
　　但不久，發生北京政治風波，趙紫陽被撤職。珠海市負責人向到南方避寒的某國家領導人申訴，以國際機場建在澳門是趙紫陽批示為由，以否定趙紫陽其人來意圖推翻其批示。在一旁陪同的高敏則指出，趙是代表中央批示，不是他一人的決定。這位國家領導人聽後就表示，既然是中央的決定，我不好說話。翌年高敏已逃跑，珠海的某位負責人再次向這位領導人提出同樣的要求，並聲稱應將建設澳門機場的資金調給珠海機場，而這位領導人竟然也答應了。筆者得悉後撰文指出，澳門國際機場的股金，除了中資企業之外（此時已降至不到百分之四），其餘的股金，包括澳葡政府和澳門商人，都不可能「一大二公」，抽調給珠海機場，這種說法是違反國際慣例及外交政策，及「一國兩制」方針的。結果筆者的評論被歪曲為「攻擊國家領導人」，差點惹來殺身之禍。幸得澳門新華社和周鼎社長為筆者仗義執言，筆者才逃過一劫。
　　至於張榮發，也牽涉到高層。據說高敏還有另一個不公開的身份，就是時任國家主席兼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楊尚昆的駐澳代表。當時，澳台航約正在籌備談判，台灣方面決定由「長榮」和「復興」參與。「華航」得悉後，到北京告了一狀，聲稱「長榮」與民進黨關係密切，因為它的辦公大樓外牆和標識，與民進黨的黨旗及標識一樣，都是綠色。另外，李登輝因不滿《聯合報》發表反「台獨」的報導及評論，因而發動「退訂《聯合報》運動」，而「長榮」的機艙內，也跟風不向乘客提供《聯合報》。這可急煞了「長榮」，其代表由陳仲旋陪同前往北京進行解釋。在行前，陳仲旋要求筆者配合。筆者翻查資料後撰文分析，「長榮」早在民進黨成立之前，就以綠色為企業基調，因而與民進黨無關。倘此邏輯成立，澳門特區區旗也是綠色，而且基本法頒布時民進黨已經成立，難道兩者之間也有關係？何況，「華航」當時的機尾沐有「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倘在澳門國際機場降落，就將違反一個中國原則。經中央協調，最後還是確定由「長榮」和「復興」代表台方執飛澳台航線。
　　其實，「華航」的人員，大多是「國軍」空軍退役後轉業，而他們大多是外省籍軍人，「反獨」立場堅決。經此一役，「華航」也知道了自己的「罩門」所在，因而後來在港台航線續約談判，決定增加執飛航空公司時，「華航」以成立子公司「華信」來參與，「華信」的機尾沒有沐「青天白日旗」，輕易獲得取納，或許也是對「華航」未能參與澳台航線的補償。當然，再後來，「華航」的機尾改沐「梅花」圖案，到兩岸直航時，就連大陸也可飛進去了。否則，倘是繼續保持「青天白日」圖案，就將喪失兩岸直航的巨大商機。因此，「華航」的澳台航線之「失」，是「塞翁失馬，安知非福」。
　　後來，從各種資訊顯示，就在澳台航約籌備談判時，李登輝的辦公室主任蘇志誠，曾到澳門與北京來人秘密接觸，甚至到珠海與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曾慶紅秘密談判，促成了「汪辜會談」，也為李登輝訪美達成默契。看來，當時中央決定由「長榮」參與澳台航線營運，是有此背景，是中央對台統戰的一項重要內容，希望能感化李登輝。當然，後來李登輝的「獨台」思維暴露，而張榮發為商業利益，爭取其旗下貨輪能進入大陸港口，及在大陸開設貨櫃箱製造廠，承認一個中國反「台獨」，並與李登輝鬧翻。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