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政長官崔世安監誓，及全國政協副主席和厚鏵、澳門中聯辦主任李剛的見證下，新任海關關長黃有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旗和澳門特別行政區區旗前面，宣誓盡忠職守，廉潔奉公，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完全符合《澳門基本法》第四章《政治體制》第七節《宣誓效忠》的規定。
　　前任關長賴敏華逝世後，經歷了三個多月的運作，可能中間還有一個春節假期的原因，才予任命。可見無論是行政長官崔世安在正式向中央人民政府提名並報請任命新任澳門特區海關關長的人選前，物色甄選人選並反复比較，綜合考量，及中央政府在崔世安所提名並報請任命新任海關關長的人選，進行政治忠誠審查及任職能力審查的過程中，都是十分慎重認真，甚至還不排除將可能會有人質疑「專業不對口」、「並非從海關內部提升」的因素，都考慮進去。因此，黃有力的獲得崔世安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及中央人民政府根據崔世安的提名和報請任命黃有力為澳門特區海關關長，體現了行政長官和中央政府對他的高度信任。
　　實際上，在崔世安當選第四任行政長官之後，在提名並報請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新一屆澳門特區的主要官員及檢察長的過程中，無論是中央還是崔世安，都十分重視人選的「政治上靠得住、工作上有本事、作風上過得硬、市民大眾信得過」的特質，及必須具有敏感的政治靈敏度，堅定的法治和法制觀念，充滿熱情的「以人為本」精神，奮發向上的蓬勃朝氣，走群眾路線的「科學決策」態度，都具有「想做事、會做事、能共事、幹成事、不出事」的特點。也就是說，必須擺脫「為組閣而組閣」的單純技術及行政觀點，而是必須能與行政長官團結合作、服從其領導，同心同德、齊心協力共同依法施政，從而形成「新人事新氣象」。決不能使用那些「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前怕狼後怕虎」，優柔寡斷或獨斷專行，屈服於民粹或拒絕民意的「技術官僚」。力爭在未來五年內，將澳門建設得更好，經濟更繁榮、社會更和諧、民眾生活更美好，完全達至「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示範作用，及完成中央交付的「經濟適度多元發展」，「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平台」的任務。並在此基礎上，培養高層政治人才，創造向上流動的機會，讓「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和愛國愛澳事業薪火相傳。
　　尤其是在香港特區的嚴峻政治態勢下，《「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指出：對國家效忠是從政者必須遵循的基本政治倫理。在「一國兩制」之下，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在內的治港者，肩負正確理解和貫徹執行香港基本法的重任，承擔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職責。愛國是對治港者主體的基本政治要求。作為同樣實施「一國兩制」的澳門特區，也同樣適用此論述。因此，澳門特區主要官員人選的政治背景，就被提到最高的位階。而獲當時提名為海關關長的賴敏華，就是類似內地所稱的「紅二代」，在政治上絕對忠誠可靠。
　　因此，作為賴敏華的接任人，其政治背景也十分重要。即使是因受個人條件所限，不具「紅二代」的背景，也必須絕對忠誠於中央政府和「一國兩制」，絕對服從澳門特區行政長官崔世安。因此，新任海關關長人選的提名報請任命及任命的過程，經歷了三個多月，比因為發生「歐文龍案」而提名報任命請任命新任運輸工務司司長所需的兩個多月還要長。以兩次補替的背景看，其實「歐文龍案」的性質比賴敏華自殺要嚴重得多，尤其是司法機關作出賴敏華自殺不涉刑事之下，對新任海關關長的任命作業使用了比新任運輸工務司司長更多的時間，就顯得無論是中央還是行政長官，都對海關關長人選的甄選和任命更為慎重。
　　其實，從國務院向澳門特區授予八十五平方公里海域，及中央的反貪腐鬥爭發展到打擊地下錢莊跨境洗黑錢，以及反偷渡等領域等現實情況看，澳門海關的職能，已經不再局限於此前的法定職能，更遠高於回歸前水警稽查隊的實質職能和無形責任，亦即遠超出「保安部隊」的範疇，具有了新的責任。必須與海事局一道，從不同角度按照國家的標準對新增海域進行嚴格管理，並配合中央政府打擊地下錢莊跨境清洗黑錢及偷渡等違法活動。這些，都需要比原來接受保安部隊訓練更高資質，而且能夠充分領悟中央對上述工作的要求，及絕對忠誠於中央，並決定服從行政長官崔世安的人士出任海關關長。就在黃有力宣誓就任海關關長的前夕，內地公安與澳門警方高調地宣佈拘捕十九名偷渡分子，就似是為他的宣誓就職「造勢」。
　　當然，黃有力雖然通過了政治忠誠審查，但他並非是從事上述專業工作出身，本身也需要加碼學習專業知識，因而應加強與中央相關機關的聯繫，不僅限於與澳門海關對口的海關總署、國家海洋局、公安部及其武警海巡部隊等，還有屬於政治領導層面的機構，甚至是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等。
  　在這個人事安排中，或許崔世安希望能打破舊規，對人事制度作出適當改革，響應習近平主席「能上能下」等論述。除了內部直升之外，也可橫向調度甚至「空降」，這有利於消除滋生貪腐及編織個人關係圈的土壤。其實，在其他地區，早就實行了這樣的制度，而且也有文人出任警務隊伍高層的經驗，甚至在一些國家，還強調必須由文人出任國防部長，實行政治領導，而排除了單純技術觀點。何況，按照國際慣例，主要官員是屬於政務官，政務官一般上是與政務首長共進退；而非事務官，更非技術官僚。因而多並非是這個專業的官員，甚至是誠聘社會賢達或學者專家，。總之是行政首長「信得過」的人，亦即可以充分合作的人。這樣可減少誤會磨擦，提高效率品質，達成目標。
　　目前在我國台灣地區和香港特區，都發生「政令出不了政府總部」的情況。盡管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主要是在立法環節，「立委」霸佔主席台甚至是「太陽花學運」佔領議場；或是立法會議員以「拉布」等手段拖延立法議程，目前在澳門尚沒有這樣的情況，「矛盾」的重心就在於政府內部的磨合，甚至是扯皮拉後腿。因此，行政長官挑選主要官員，能與行政長官團結合作、服從其領導，同心同德、就十分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