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是葡國「四‧二五革命」（又名「康乃馨革命」或「鮮花革命」）的四十二周年。由於這場具有進步意義的年輕左派軍人和平政變，在當時本就未有引發澳門居民的多大興趣，反而因為「四二五革命」後葡國政權含有較多的葡國共產黨成分，而曾經引起對「葡修」的疑慮；更因為中國政府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也已經十六年，澳門特區與葡國的關係日漸淡弱，因而這個曾經在回歸前是公眾假期的紀念日，在昨日沒有甚麼人進行紀念活動。
　　但正是這次革命，對澳門的政治發展前景引發了巨大的變化，而且也在客觀上為澳門回歸準備了較佳的條件，這應是應當作為學術界的研究對象的。有關「四二五革命」對澳門地區引發的政治影響，吳志良博士在其《澳門政治發展史》一書及其他的一些論文中，已有詳盡論述。那就是，隨著參與「四‧二五革命」的年青左派軍人的「反殖民戰爭」的主旨，及此前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會應中國政府的要求，將香港、澳門從《反殖宣言》中附錄的「殖民地地區名單」剔除出去，聯合國大會也以絕對多數通過了將香港、澳門從「殖民地名單」剔除出去的決議，葡國政府不再將澳門視為「海外殖民地」，明白到總有一天將會把澳門交還給中國。因而才有一九七五年在澳門的左派葡人要求將澳門交還中國的事件（右派葡人主張澳門繼續由葡國進行管治），也才有《澳門組織章程》對澳門政治地位的正確定位，更才有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時，對澳門地位的秘密協議，並成為一九八七年關於澳門問題中葡談判的依據文件之一。
　　「四二五革命」不但在推動澳門政治發展方面，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可說是使得澳門的歷史轉了個大彎，而且有點令人感到納悶的是，以「四二五革命」為界，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對體現「殖民管治」的葡裔居民的態度，也拐了個大彎，形成了前倨後恭的鮮明對比。
　　實際上，在「四二五革命」之前，尤其是在「一二‧三事件」的前後，澳門的傳統愛國社團，秉承愛國反殖精神，對直接實施殖民管治的土生葡人的欺壓行徑，是極為憤恨的，這也是引發「一二‧三事件」抗爭的主因。盡管後來在廣東省人委外事處的「插手」下，擴延到「國共鬥爭」，在前澳葡政府的「認罪書」上加插了「禁止掛偽旗，搞偽慶」，及「驅逐蔣幫機構、人員出境」的內容，但其本質仍然是反殖，因為驅逐國民黨機構、人員出境而使得澳門成為「半個解放區」，當然也是順帶收穫的豐碩成果。
　　既然是前澳督簽署了「認罪書」，澳門傳統愛國社團的反殖鬥爭也就取得了巨大的勝利，而體現對澳門居民直接實施殖民管治的某些土生葡人公務員，也收斂了過去的橫蠻囂張氣焰。反而是在澳門居民中，瀰漫著「無政府主義」情緒，在馬場、新口岸等政府填海地，搶建木屋。
　　中葡建交後，按秘密協議精神，在中國政府收回澳門之前，葡國政府派來的澳督，對澳門享有合法管治權。實際上，華人領袖何賢在一個酒會上就公開呼籲，中葡兩國已經建交，澳門各界應當尊重和服從澳門政府的管治。此後，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對澳葡政府的態度，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比如，當澳葡政府宣布推動「五年內消滅木屋」政策，收回馬場、新口岸土地後，雖然有新興的民生派組織抗議，但在地街坊會卻予以密切配合。當然，拆卸木屋也並非是強拆，而是有補償條件。比如，新口岸的木屋拆卸工程，是澳門政府委托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代為實施，由「澳娛」出資收購補償，政府則分地給「澳娛」作為回報。這可算是外國人管治之下的一項善政及德政。
 　 但在一九八四年澳督高斯達與澳門立法會右派土生葡人議員就設立行政暨公職署等法案的「立法專有職權」發生衝突，請求葡國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後的事件，澳門傳統愛國社團對代表葡國政府管理澳門的澳督，及右派土生葡人的政治態度，卻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變化，「歷史在此拐了個彎」。
    高斯達為了「剝奪」土生葡人所霸佔的立法會六個直選議席（主要是右派的公民協會如宋玉生、歐若堅、費民安等；但也有左派的民主協會如華年達），修改立法會選舉法，向全澳華人居民授予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並以申（換）領身份證和護照免費為誘餌。盡管這個行為充滿政治權謀，但從結果論看，又何嘗不是為此後的華人居民參政論政，以至是澳門回歸後實施「澳人治澳」，創造了良好的政治基礎？但不知何故，澳門傳統愛國社團竟然反對高斯達的相關措施，當澳門政府發動華人居民進行選民登記時，在媒體上發表輿論予以抵制，並聲稱「不會抬轎子吹喇叭」，甚至當馬萬祺、許世元等華人商界領導帶領中華總商會會員前往進行選民登記時，也拒絕予以報導。
  　後來，為了扶持右派土生葡人重返立法會，有近百個愛國社團組成俗稱為「三支花」的「聯合提名委員會」，提名了五位右派土生葡人，只有劉焯華一名華人作「戥稱」。當時的理論是，將來中國收回澳門，還得依靠這些土生葡人律師實施「澳法治澳」。這與後來的「中文官語化」、「公務員本地化」、「法律本地化」指的是華人及中文，以及《中葡聯合聲明》和《澳門基本法》所主張的「澳人治澳」，主要是指澳門的中國居民，行政長官及主要官員還必須是中國公民，在認知上如同南轅北轍。
　　更有甚者，澳門的選舉制度，是引用歐陸的比例代表制，具體為「漢狄比例法」，這是針對是歐陸各國政黨林立，為了保證細小政黨也能有代表在國會發聲而射箭設計的較為民主的制度。但 「聯合」以為是採用傳統愛國社團內部的「贏者全拿」選制，公開宣稱將會獲得直選的全部六個議席。當時筆者就指出，根據「漢狄比例法」的計票方式，「聯合」根本不可能「全拿」，結果被批評為「不愛國」。事實證明，「聯合」儘管有近百個社團力撐，也是只能拿下四席，另兩席分別由支持高斯達的土生葡人歐巴度，及華人民生派領袖何思謙獲得。
　　其實，即使是傳統愛國社團中人，對突然要他們去支持在「一二‧三事件」中所針對的政治勢力，也想不通，因而才有四年後的立法會選舉，儘管何思謙被批評提出「自肥法案」，但卻拿下八千多票，「聯合」只能獲得六千多票，下跌為三席，而且倘少幾百票，就連第四席也不保的逆轉狀況。
　　到了第五屆立法會選舉，「聯合」解散，分為「同心」、「群力」兩組，都是支持「自己友」，不再支持土生葡人。此時輪到澳督「發飆」，指責為何不再支持葡人了。何厚鏵等工商界人士為顧全大局，只得「臨急抱佛腳」地組織了「聯合」，提名幾位中生代土生葡人為候選人。但已經不再是過去兩屆的「聯合」，而且「大江東去」，即使是有何厚鏵等站台，也無法在激烈競爭中獲得議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