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一」國際勞動節前夕，澳門工聯總會舉行慶祝酒會。何雪卿會長和行政長官崔世安都例行致辭，分別在自己的角度，就進一步提升工人權益議題提出訴求或意見。其中何雪卿表示，當前勞動關係的矛盾和問題，根本上要靠發展來解決，同時需平衡發展中各種利益關係。因而她代表工聯提出四點倡議，要充分尊重勞動者的創造價值、充分保障勞動者的合法權益、切實提升勞動者的素質能力，以及切實促進勞動者安居樂業。而崔世安則表示，特區政府將會著力推進經濟結構調整，推動改變就業結構單一，為居民創造更多可選擇的就業機會；亦將會完善勞動關係的配套法律法規，優化輸入外僱管理機制，打擊非法工作，保障僱員合法權益；加快建設教育和人才培養長效機制，增強勞動者競爭力；促進企業主動承擔社會責任，為僱員提供收入和職位向上流動的條件；加速建設一中心一平台，拓展區域合作空間，從多層面、多領域著手，創造優質的就業和生活環境。
　　上述的訴求和措施，倘能得到切實的落實，將可使澳門勞動者的權益得到較為充分的保障，其生活品質進一步提升，體現「一國兩制」的優越性。希望特區政府能夠坐起言行，言行一致，及早兌現行政長官崔世安所作出的承諾，並正面回應工聯總會提出的合理訴求，將之轉化為特區政府的政策，並予以切實的落實貫徹。
    但這仍不足夠，工聯總會還需進一步思考，如何在「一國兩制」及澳門產業轉型的新形勢之下，思想再解放一點，推動實行自己的轉型，以全新的思維方式、組織形態和活動方法，適應「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及非腦力勞動產業萎縮、「第三產業」蓬勃發展的新形勢，促使工聯總會重振輝煌，再次成為澳門社會政治生活中的佼佼者。尤為迫切的是，在明年的立法會選舉中，真正做到同心同德，同舟共濟，團結更多的勞動者，重現當年「同心」的實力。這既是工聯總會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政治保障，也是工聯總會體現自己也是「澳人治澳」大軍重要成員的組織體現。當然，在某個角度上，也是為行政長官崔世安「掙面子之戰」——當年「同心第一戰」，將崔世安送進了立法會。
　　工聯總會成立六十多年來，曾經叱吒風雲，獨領風騷。尤其是在內地強調「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日子裡，也曾在澳門的社會政治生活中，其代表人物是各種全澳性聯合團體的「一把手」；就連「聯合提名委員會」提名的唯一華人候選人，都是工聯總會的代表。但幾何時，卻開始進入了「半衰期」，由於受到各種內外及主客觀因素的影響，工聯總會的「金漆招牌」褪了色，甚至在本屆立法會選舉的直接選舉中折戟沉沙，丟（得票）率失（議）席，所得一個議席，與其在澳門政治生活中的代表性——在特區政府行政會中有席位，在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中佔有四分之一的實力，不成比例。倘繼續如此下去，難保不會「大江東去」，進入「全衰期」。
　　外部或客觀因素，可能是與工聯總會原有的宗旨，未能與新形勢相適應契合密切相關，令其發展遇到頗為尷尬的「瓶頸」狀態。實際上，澳門回歸後，根據「一國兩制」方針和基本法規定，澳門特區實行「五十年不變」，這就決定了澳門特區以資本主義制度為主軸及發展方向，以爭取勞動者權益為宗旨的工聯總會就失去主導地位。雖然仍然可以為勞動者爭取正當權益，但倘「過了火線」，可能就在客觀上形成抵觸「五十年不變」方針的事實。這就讓工聯總會如何調適自己的定位，及如何為勞動者爭取權益，增加不少難度。
　　另一個外部客觀因素，是其與政府的關係的轉變。在回歸前，工人階層的主要矛盾，是與澳葡政府的矛盾。由於前澳葡政府實施的是殖民管治，工聯總會與其進行鬥爭，就是師出有名，全盤掌握正當性，因而操作起來就游刃有餘。但在回歸後，實行「澳人治澳」，澳門特區政府成了澳門人自己包括勞動者在內的政府，實際上工聯總會也有代表參與特區政府行政會的運作；而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又諄諄囑咐，必需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因而再也不能以對待前澳葡政府的態度及手法，同樣使用在特區政府的身上。但是，倘其在爭取勞動者權益方面「放軟手腳」，就必然會面臨照樣可以「批鬥」特區政府的反對派搶奪「地盤」及群眾的嚴酷問題。正是左右為難，進退不得。
　　至於內部客觀因素，是工聯總會及其屬會、工作人員，未能正確判斷形勢，而導致錯失了幾次「發展機遇期」，甚至因此而發展受挫，與向其爭奪群眾的「對手」形成「紅瘦綠肥」的反差格局。　
　　第一次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初期，數萬內地居民移居澳門，大多投身工廠、地盤，基本上是勞動階層，這本應是工聯總會的新力軍。但可能是受「文革」影響較深，而且新移民衝擊老居民的就業及住房租金，而使得工聯總會忽略團結及吸收新移民會員的問題，甚至有基層工會嘲諷新移民是「社會主義逃兵」，使曾在內地受過種種不公平遭遇的新移民，產生厭惡情緒。而正在此時，天主教青年牧民中心等機構，卻向他們伸出關愛之手，舉辦粵語班等培訓班，並介紹工作，讓他們感受到溫暖。因而在前澳葡政府向華人居民開放投票權後，他們就成為「聯合提名委員會」的「競爭對手」的「投票部隊」甚至是「大票倉」。
　　第二次是在內地改革開放後，澳門工廠大量內遷，大批原先的體力勞動者自我提升，向第三產業如服務、零售、酒店、文員、銀行等流動，成為腦力勞動者，甚至是在「公務員本地化」高潮中進入政府部門。工聯總會未能抓住這個變化，或是雖然有意識到並採取了必要的措施，但具體執行的文員工會或公務員團體，方式方法不適切，因而流失了大量的潛在支持者。
　　第三次是在回歸後特區政府開放賭牌，又有大量體力勞動者或其他領域的腦力勞動者，投身轉業到博彩業。而博彩業的營運者則紛紛投入立法會選舉，以各種物質性的手法拉票固票，更是將不少原是「同心」的支持者拉了過去，嚴重侵蝕「同心」的基本盤。
　　因此，工聯總會應當總結經驗教訓，跳出現在以體力勞動者為主的格局，向更多的腦力勞動者「埋手」，重整在文員、公務員、博彩業中的基層組織，或是與這些行業的受薪者團體組成「策略聯盟」，將全澳勞動者都團結在自己的旗幟之下，真正做到「全澳門勞動者，聯合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