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公佈的《立法會選舉法》一系列修訂建議內容，朝向確保立法會選舉能夠更為公平公正，又將邁進一大步，為「一國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成功實施，將能提供更可靠的民主選舉保障。不過，從有關建議內容看，仍有一些「空白點」或是灰色地帶，倘未能趁今次修訂《立法會選舉法》的機會予以補強，可能在以後的立法會選舉實踐中，遇到困擾。尤其是在社會政治更加多元化，澳門的參政人士無論是反對派還是建制派，都有將外地的選舉手法，甚至是各種「奧步」行為引進澳門的跡象，倘未能及時堵塞漏洞，就有可能會間接助長某些不利於廉潔公正選舉，損害民主政治的不良風氣，挫傷廣大「澳人」的參政積極性。
　　比如，政府未能堅持原則，引進「當選無效」機制，就將未能更有效地遏止賄選、作票，或以恐嚇等各種暴力手段，意圖使人不當當選或不當選的破壞民主選舉行為。雖然將競選團體有人違法與候選人尤其是當選者脫鈎，還有其道理，可以避免「錯殺良民」，但卻沒有引進在世界各地都盛行而且被證明是成功的「當選無效」機制，則卻是值得商榷。
　　其實，特區政府是曾有過引進「當選無效」機制的。在二零零八年提出的修改《立法會選舉法》法案中，就作出了嘗試，建議為加大打擊立法會選舉賄選的力度，設立「當選無效」機制。具體措施是，倘法院判處參選組別（名單）的任何候選人、候選名單受託人或提名委員會受託人，觸犯《選舉法》或《選民登記法》規定與賄選有關的犯罪且有罪判決轉為確定，為著將選票轉為議席的效力，所屬候選名單已取得的選票全部不予計算。同一名單的全部當選人，自該有罪判決轉為確定之日起，視作當選無效。
　　但是，在立法會審議該法案時，這項「當選無效」機制卻遭遇議員們的強力反彈，他們以違反《刑法》中有關只處罰犯罪者的規定，及擔心該機制可能會被「有心人」利用，將之作為栽贓陷害的工具，從而導致選舉發生嚴重混亂等政治危機問題，而予以強力抵制，政府只得撤回「當選無效」的條文。對此，引發民間的強烈不滿，並諷刺議員們是「挪火為自己煮食」，因為《立法會選舉法》是由立法會議員們審議通過的，哪會有「自己立法懲罰自己」的道理？尤其是那些要爭取連任的議員，必然會籍機設定對懲罰賄選「高高舉起，低低放下」的條文，貌似公正，實質是以公挾私。而在今次修訂《立法會選舉法》中，特區政府可能是屈從於立法會議員的「強大反彈力」，竟然「不敢」再次提出「當選無效」機制。這也是人們普遍感覺到，雖然《選舉法》幾經修訂，確實是增強了反賄選的條文內容，但歷次立法會選舉的賄選手段仍是不絕如縷，「踩鋼線」現象十分明顯，更是助長了賄選之風。
　　在我國的台灣地區，就建立了「當選無效」機制，而且還有「選舉無效」機制。《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和《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都規定，若候選人在選舉期間以賄選、作票等不當手段，影響選舉結果時，另一名候選人或檢察官、選舉機關，就可以在公告當選的三十天內，到「高等法院」對當選人提出「當選無效」訴訟。「當選無效」訴訟判決確定之後，原當選人就必須立刻解除職務，由「中選會」依照確定判決內容審定、公告新的當選人
　　「選舉無效」訴訟則是倘候選人認為選務機關在辦理選務時違法、顯有影響選舉結果時，就可以在投票結果公告的十五天內，對選務機關提出「選舉無效」訴訟。不過，「選舉無效」訴訟判決確定之後，有可能是維持現狀，也有可能是部分重新選舉、或全部重選。
　　在各種新媒體極為發達之下，某些掌握電腦技術的參選團體，可能會利用新媒體的強大而又迅速的傳播效力，及澳門與珠海只有一關之隔，但澳門特區的司法管轄權並不及於珠海的特殊條件，進行各種違法選舉活動。過去，雖然對此有所警覺，但只是規範旅行、聚餐，及饋送禮物等屬於物質賄選方面，而忽略了以新媒體手段進行違法競選宣傳方面。尤其是在「冷靜期」的最後衝刺階段，當大多數參選團體都老老實實地停止競選宣傳時，仍有參選團體在境外架設網站，或利用微信、臉書群組等新媒體手段，進行競選宣傳活動。對此，應要有加強打擊力度的有效措施，並以法律規範之。
　　又如，現在台灣地區有參選人士，利用「出口民調」的灰色地帶，在投票當日進行配票活動。所謂「出口民調」，是指在選舉投票進行期間，在投票站出口的法定距離，訪問剛投票的人的投票意向的民意調查。其主要目的是為了分析及解讀選民的投票行為，並即時知道選舉形勢。因而很多國家和地區的學者會與學術組織合作進行票站調查，並分析有關數據。一般而言，票站調查的結果要在選舉結束後才可公布，以免影響選民投票意向。但有參選者利用「出口民調」研判選情，並利用微信群組等新媒體工具進行催票和配票。這樣的動作，是踐踏公正公平參選原則的，也應禁止，並由警方配備先進的檢測設備，及時予以偵破，並繩之以法。
　　其實，現在的破壞民主選舉行為，已不單只是賄選，可能還滲入更多的政治因素。比如，年前發生在香港的「五區公投，全民起義」，就是泛民要把本來只是單純的補選活動提高到「公投」層面的用意，籍此來對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造成壓力，並在國際間引起廣泛的關注。然而，「辭職不得再選」，亦即辭職的議員不能參加同一屆任期內的補選，這是很多國家和地區在公職選舉制度中設立的一項限制措施。因為選民選出民意代表，是希望民意代表能盡心盡力為他們工作，而辭職等於是有負選民的委托，違反民意。既然這些人可以漠視選民的意願和利益，就等於是放棄自己的參政權利，因而在同一屆任期內不得再選。既然能以「請辭」來對抗憲制，「請辭」後就沒有必要再透過參加「補選」來再進入建制當議員。何況，「補選」勞民傷財，在違背選民的投票選擇抉定的同時，也糟踏廣大市民的納稅義務和熱情。因此，因議席出缺而需進行的補選必須有條件限制，可參考台灣地區《人民團體法》關於領導人員在辭職後不得參加同一屆任期的補選的規定，予以限制，以防範某些在外地學習到各種政治手段的參選者，實施「變相公投」的低成本、高政治收益的行為。
　　當然，以澳門的社會政治氛圍，要像香港那樣搞「公投起義」，辭職再選，隨時可能會弄巧反拙，被強有力的社團拿下並取代其席位。但在民粹氛圍的日趨強盛之下，今後不排除有人會使用此招，即使「犧牲」掉自己的議席也在所不惜，就是要藉此宣示自己的某種特定政治立場、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