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對澳門青聯及其屬下的九十八個團體會員、一千三百多名個人會員抱有高度期望，是因為對目前的政治態勢懷有高度的緊迫感以至是危機感。不管人們的主管愿望如何，都正面臨一個頗為尷尬的前景；一方面，是老一輩愛國愛澳群體亦即「鐵票部隊」，或是不能擺脫大自然規律，或是受到利益驅動，而「生銹」；另一方面，本應成為「鐵票部隊」補充「新血」的年青人，卻有相當一部分由于種種原因背其道而行，從而形成此消彼長的逆勢。因此，澳門青聯及其他的愛國愛澳青年團體，責任重大，任務艱巨，盡快地培訓自己，成為愛國愛澳陣營的有生力量，以抵消上述負面因素的濫長，使得愛國愛澳的隊伍越來越壯大，越走越長。
　　要說明目前所面臨的緊迫態勢，還得借用反對派某元老所先后創立的「AB系統」及「三大板塊」論述。從一九八四年前澳葡政府向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開始，參與立法會選舉的團體和選民，先是以「AB系統」現世。其中以愛國愛澳團體為主的「聯合」為「A系統」，以「聯合」以外的自由勢力為「B系統」。澳門回歸后，這兩大系統逐漸分化為「三大板塊」：其一是以當年的「Ａ系統」為主體，亦即傳統愛國愛澳群體，但目前只限於「同心」和「群力」的工聯和街坊會兩大軸心團體。其二是從「Ａ系統」分化出來的「Ｃ系統」，主要是博彩集團的經營者及其員工，其政治本質與「Ａ系統」一樣，都是屬於建制派，但由於利益使然，有時會有其「個性表現」。其三就是原來的「Ｂ系統」，不過也發生了重大變化，一是有新人意圖篡奪創會元老的成果，取而代之；二是加入了土生葡人團體，此前是「凡特區政府必反」，尚未有踐踏「一國」的情事發生 ，但自去年有人參加葡國議員選舉，及在由葡國政黨提名成為葡國國會選舉的候選人，具有「外國政治人物」身份後，不知政治忌諱協助和指導某些民間團體向澳門中聯辦情愿甚至示威，兩樣行為都侵犯了「一國」的利益。不過，由於爭取公務員利益，其也得到包括華裔公務員的支持。否則，單憑葡裔居民的選票，是沒有現在的選績的。
  　最尷尬的是「Ａ系統」，正面臨兩大難題：一是其成員老化，甚至陸續離開人世，「鐵票部隊」開始「生銹」。二是另有一些成員，主要是內地移居澳門的新移民，基本上都流失到「Ｃ系統」去。除了是必須聽命於老闆之外，也與受到一些踩踏反賄選法律邊緣的小福利的誘惑有關。當然，廉政公署也抓到了賄選的證據，並被法院判決定讞執行。
　　「Ａ系統」亦即「第一板塊」的消弱，除了生老病死的自然因素之外，也與時勢有關。就是改革開放後，大量工廠遷到內地去，原先的工人大多轉業，年輕的經過自我培訓而向上流動為文員或專業人士，以至是公務員；年長的則進入賭場工作。本來，倘是能夠不局限于傳統的「藍領階層」成員路線，而是響應「全世界勞動者，聯合起來」的號召，將上述「白領階層」也視為應當團結的「勞動者」，就不至「鐵票生銹」的程度如此。實際上，除流失到「C系統」的那部分之外，向上流動為「白領階層」者，仍然可以成為自己的同盟軍。但似乎是犯了廖承志所批評的「一左二窄」的毛病，只是繼續抱守「藍領階層」，而忽略或不屑也是屬于勞動者的「白領階層」，等于是將這部分有可能是屬于自己的票源奉送給他人。
    其實，按照政治學的理論，中產階層和公務員，是追求穩定的群體，他們不會「造反」，因而應是屬于建制派的同盟軍或後備軍。如能團結好他們，并根據他們的團體雖然熱心于參政議政，尤其是參加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的活動，但奈何專業界委員的名額不多，而往往抱恨；而工人界別的名額較多，但卻沒有足夠的人員去填滿所有名額，因而就出現了該界別有部分委員的參政議政素質并不高，似乎是「濫竽充數」的現象。倘能夠協調好，將自己所掌握的行政長官選委會的部分名額，禮讓給「僧多粥少」的也是屬于勞動者的專業等界別團體，爭取他們在立法會選舉時與自己組成策略聯盟，可能就是互有得益，皆大歡喜。
　  再往前追溯，在一九八四年的立法會選舉前，「A系統」不是未能團結好人數不少的內地移居澳門的新移民，可能就沒有發生后來到走下坡路的態勢。實際上，由于當時一下子涌來數萬新移民，抬高了租金，也搶奪了老工人的飯碗或扯低了薪金，因而老工人心生反感，歧視排擠新移民，甚至還批評他們為「社會主義逃兵」，這就形成了隔閡。而正在此時，天主教青年牧民中心向這些新移民伸出了援手，開放粵語班等課程，還給予介紹工作等，使他們感受到溫暖，尤其是在「文革」中受到衝擊怨氣未消的知識分子，更成為一九八四年后歷次立法會選舉「B系統」的主力軍。而當時「B系統」還只是「民生派」，尚不是「民主派」，首戰就一炮而紅，拿下了一個議席，打破了「聯合」聲言要贏者全拿六個議席的好夢；四年后更是一舉拿下三個席位，得票額比「A系統」還要多。
    「Ａ系統」中的一些機構，自我感覺良好，以為自己才是一枝花，別人都是爛茶渣，甚至還以「武大郎開店」或「假洋鬼子」心態，對從內地移居澳門的同行施以打壓排擠，及予以「污名化」。他們即使沒有跑到反對派陣營去，也不願與其為伍。何況就是因為如此，而使得一些人成為「B系統」的中堅。兩者相加，「A系統」又流失了不少本應是自己的支持者。
　  還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的是，在過去，「紅底學校」的某些學生，受到各種因素影響，雖然并不認同「A系統」的行為價值，但在「半個解放區」的形勢格禁之下，只能是不出聲。但近年來卻受到社會更開放的鼓勵，敢于公開參與「B系統」。實際上，「B系統」的幾位頭面人物，無論是元老還是新秀，或本來就是「A系統」機構出身，或是其父母是「A系統」的骨干。由于他們的內心追求得不到滿足，而且特區政府的施政也不是十足完善，總會有這樣那樣的失誤，因而就使得他們有了從事反對派活動的「正當性」和「合理性」。另外，不知何故，回歸后前往臺灣升大的學生，有不少是來自「紅底學校」，顛覆了過去長期以來只有「藍底學校」的畢業生才前往臺灣升大的老傳統。這就造成了前往臺灣升大的人數，多于前往內地升大的人數的不合理現象。倘是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問題還不大；但在民進黨執政，而且「小英青年軍」已向港澳生「伸手」的情況下，此現象就值得深究了。
　  面對有政治勢力與愛國愛澳陣營爭奪青年一代的危機，特區政府應當有所作為。首先，落實整頓各類諮詢組織的承諾，騰出位置提供給青年進行實踐鍛煉。
　　甚至還可在檢討「市政機構」時，對「恢復市政議會」的提議進行研究。本來，筆者認為這是政權性質。但如果予以限制，「剝奪」其可以自行制訂預算案等屬于政權性的權力，就象其他諮詢組織一樣，並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只是就文化、康樂、環境衛生等方面的事務向澳門政府提供諮詢意見，那就無妨可以設立，起碼可以多一個途徑讓青年得到參政議政的機會，即使落選也是經歷了民主洗禮。
　　更重要的是培養精尖政治人材，除了是避免被反對派佔據輿論高地，被其牽著鼻子走之外，更避免在辯論時辯不過反對派，但在表決時卻又以絕大多數否決反對派的提議，讓其跑到外國去控訴「民主暴力」。因此，應當公費保送某些有潛質的學生到美國哈佛大學或英國倫敦經學院修讀。另一途徑是葡國，在適應「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平台」的人才需要的同時，也可防止蔡政府引誘更多澳門學生跑到台灣升大，接受「小英青年軍」的荼毒。
　 （發自貴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