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特區政府各個政務範疇是一個整體的團隊，就像一部機器，雖然每一個的零部件所起的作用不同，但都必須互相密切配合，缺少任何一個零部件都將會導致這部機器「行不得也哥哥」。當然，各個零部件也有主次之分，如引擎的作用就大於螺絲釘，但這並不等於是這部機器沒有螺絲釘也照樣可以「走趴趴」，相反，可能會導致「車翻人亡」。
　　在目前階段，經濟財政政務領域的工作，被凸顯了出來，就像是引擎。一方面，澳門特區的經濟狀態就象剛回歸時那樣，發展遇到瓶頸，而且還顯得困頓，作為整體「GDP」和政府財政收入主體的博彩業，雖然已經暫時停止了二十多「連跌」的宭境，但畢竟明年是否回复上升態勢，哪怕是溫和幅度的上升，現在還是未知之數。因此，籍著剛剛紀念孫中山先生誕辰一百五十週年活動的一句熱語：「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與梁維特司長及其麾下的精兵驍將共勉。
　　經濟財政政務領域的主要精力，應當緊緊圍繞著國家「十三五」規劃賦予澳門特區「促進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及建設「一中心」、「一平台」任務的主軸轉動。這是主要矛盾，按照唯物辯證法的原理，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不過，可能也將會出現另一種情況，那就是主要矛盾解決了，次要矛盾也就順勢上升為主要矛盾。總之，這個世界上錯綜複雜的，是在運動著的。而運動的形式則是多種多樣並且互相轉化的，而不可能是絕對靜止的。因此，澳門特區目前正在處於社會和經濟轉型的關鍵時刻，各類矛盾必然會暴露出來，需要當政者以實事求是的唯物觀，和對症下藥的辯證手法，來分析研究矛盾，找出解決矛盾的辦法，並努力地化解矛盾。這使人們想起了六十年前，內地也是面臨著從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轉型期，毛澤東及時地發表了《論十大關係》的著名演講，為解決當時出現的各種新問題、新矛盾，指明了方向。如今，我們也很有必要遵循習近平主席等國家領導人關於解決澳門「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指示，參考當年毛澤東主席關於「十大關係」的經驗，研究分析澳門在轉型期中存在的矛盾問題，並對症下藥，予以逐個解決，使澳門特區能夠順利渡過轉型。
　　在經濟財政政務領域的各種矛盾，本欄昨日粗略地梳理歸納了幾條，包括整體經濟發展與相當部份居民分享不到其成果的矛盾，博彩業一支獨秀與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的矛盾，人均「GDP」數據亮麗與貧富懸殊的矛盾，過份依美資賭商與澳門經濟安全及國家安全的矛盾，博彩業發展急速與內地打擊出境賭博及洗黑錢活動的矛盾，負有保護「澳門歷史城區」責任與城市發展展建設的矛盾，博彩業急速發展與中小企業生存空間受到其嚴重擠壓的矛盾，博彩業發展導致舖租樓價急升與中小企和居民利益受到嚴重損害的矛盾……等等，錯綜複雜，交疊融合在一起。這只是個人意見，未必全面準確，可能還有更多更深層次的矛盾類型。但不管怎樣，都應當按照唯物辯證法的原理，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主動出擊，奮發有為地將之解決。倘能處理得好，相信可以促進各項政務更協調，而且經濟更繁榮，社會更穩定，各群體更和諧，澳人生活更美好，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統一和安全的利益，維護澳門特區長期繁榮穩定的利益，就更有保障。
　　說來也真湊巧，昨日就在梁維特司長在立法會回答議員們對經濟財政政務領域施政方針的提問，其中就提到新《土地法》所造成的不良效果之時，終審法院發布《中院依職權宣告澳娛獲批土地批給合同失效》新聞稿，內容大致是：特區政府以過期未完成利用土地宣告澳門旅遊娛樂公司位於竹仔室的九百六十八平方米土地批給失效，中級法院合議庭認為澳娛上訴理由成立，但由於臨時批租期已屆滿，中院需依職權宣告土地批給合同失效。中級法院指出，當局在可建面積上出錯導致「澳娛」無法開展工程，「澳娛」根本無法在合同訂定的利用期內完成利用，「澳娛」沒有過錯，因此特區政府以「澳娛」未能履行合同義務為由，宣布批地失效存在事實前提錯誤和違反法律的瑕疵。但由於土地的二十五年臨時批租期已於二零一三年屆滿，根據新《土地法》，未完成利用土地的批給合同在臨時批租期屆滿時依法自動失效，由於過期失效屬於法定失效，構成法院依職權必須審理的永久抗辯，中級法院因此依職權宣告「澳娛」的批地合同失效。
　　中級法院的判決，佐證了終審法院院長岑浩輝和律師公會會長華年達在新司法年度開幕典禮上，有關在新《土地法》的問題上，出現了「政治司法化」的不良現象，及「法院無權限討論法律好壞，只具權限適用法律」，因而新《土地法》對許多企業家和投資者業務造成破壞性影響，新法選擇的激進，亦令習慣信賴過渡解決方案的善意第三人深感驚訝和造成損害的指述，也證實了筆者有關澳門特區的法律體系是「成文法」，法官在判案時，只需遵循「以法律為準繩」，而無需考量案件產生的社會政治背景及判決後將會引發的社會以至政治效應，即使明知所據之法是「惡法」，也有別於實行「英美法系」亦即「不成文法」的香港特區的法庭，可以像電影《法外情》那樣，法官還可通過普通法、案例法的體制，透過「自由心證」，運用「司法自由裁量權」，給予法益人合理及適當的救濟的分析。當然，更是對那些「半桶水法律知識」的議員或社運人士「司法是最後一道防線，既然認為政府收地有錯，就應當循司法途徑解決」之說，狠狠地「打臉」。這正是岑院長不願背新《土地法》的「黑鍋」的主要原因。
　　本來，新《土地法》所衍生的各種問題，主要是發生在運輸工務政務領域的範疇。因此可以相信，在十二月五、六兩日，當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到立法會引介其施政方針時，必然會圍繞著新《土地法》而炮聲隆隆。但意想不到的是，表面上似乎是與經濟財政領域「風馬牛不相及」的新《土地法》問題，竟然也發生了化學效應，引發部分議員質疑聲連連。倘議員們得知終審法院將要發表上述新聞稿（是於立法會剛散會的晚上八時零八分發出），可能情緒更為激動，質疑更為激烈。
　　從昨日部分議員的質詢內容看，新《土地法》不盡完善規範的危害，反映在經濟財政領域，主要是在兩大方面，一是嚴重影響澳門特區的投資環境形象，予人得不到「良法」的保障，反而是受到「惡法」的打擊。實際上，就以中院對「澳娛」土地的判決來說，連法院的判詞也承認「澳娛」並不歸責，沒有過錯，但因為新《土地法》的「一刀切」規定，法院必須「依法」作出不合理的判決。
　　二是將會導致金融系統遭受重大損失。儘管前日金融管理局局長丁連星已經向議員表示，「海一居」事件對金融業的損失只是佔本澳銀行體系貸款的零點五八個百分點，但昨日仍然有議員引述中資銀行的分析數據指出，「海一居」事件及新《土地法》的缺陷，將會對銀行業造成一千億元的損失。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概念？倘是以本澳存款總量八千多億元計算，損失率將達百分之十幾，銀行只有等著崩潰了。
　　因此，作為有責任心，有作為的梁維特司長，有必要立即組織專門人員，對新《土地法》可能會對澳門金融業的影響進行認真的調查研究，將其嚴重性和惡劣性提供給行政長官崔世安參考，也供給社會人士尤其是堅持新《土地法》不能修改的個別議員知悉，促使其實事求是地轉變態度，同意修改新《土地法》，堵塞衝擊金融業安全的漏洞，維護澳門特區投資環境的形象，按照《澳門基本法》的定位，樹立大幹資本主義有理的信心和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