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分為二評價「一二三事件」及其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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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是驚震中外的「一二‧三事件」五十周年。「一二‧三事件」的主線，本來是澳門左傾愛國團體反殖民主義統治的民族鬥爭，但在外來因素影響並插手主導後，轉變為國共兩黨的階級鬥爭，導致曾經在澳門佔領半壁江山的國民黨組織，被驅逐出境，形成此後澳門半個世紀「半個解放區」的政治態勢格局。而「一二．三事件」的爆發，澳門左傾愛國群眾反抗澳葡殖民管治的「內在因素」是「變化的根據」，起著主要作用；而澳門左傾愛國群眾受到內地「文化大革命」、「造反有理」影響的「外部因素」，則是「變化的條件」，內因和外因的相互作用，終於釀成這宗堪稱澳門「小文革」的政治事件。而它又輻射出去，影響香港的左傾愛國社團「照板煮碗」，從工人的罷工鬥爭發展到「反英抗暴」鬥爭，又再進一步延展回到內地，促發內地「紅衛兵」火燒英國代辦處。毛澤東則充分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抓捕了中央文革小組中的極「左」分子王力等人，在一定程度上緩遏「文化大革命」中極「左」氣焰的發展。

　　「千秋功罪，誰人曾與評說？」半個世紀過去後，在評價「一二‧三事件」時，也應當以「對立統一規律」亦即「一分為二」的辯證思維，進行客觀的研析。

　　應當說，「一二•三事件」的正面作用是巨大的。其一，是清楚地顯示了澳門主權的歸屬。「一二•三事件」發生後，葡國外交部長羅基勒在評論事件時不得不承認：「實際上，我們從來沒有成為過澳門的主人。我們一直得以生存，全賴中國的良好意願，而我們也總是分離著這個權威。由於至今尚是神秘不可解的原因，北京認為我們侵犯了部分屬於他們的權威，故要表現出來。而我們則承認這點並作了讓步」。因此可以說，「一二•三事件」的影響，就是徹底改變了葡國政府對澳門主權歸屬的虛幻看法，並從此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抱持較現實的態度。由此，葡國對其與臺灣當局的「邦交」的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而一九七二年聯合國通過將香港和澳門從「殖民地名單」中剔除出來的決議時，葡國也抱持正面的態度。這就為後來含有「澳門是中國領土」內容的秘密「備忘錄」的中葡建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其二、澳門華人（特別是中下階層）的地位與待遇大為提高。據譚志強博士在其《澳門主權問題始末（一五五三——一九九三）》一書中指出，一九六七年之前，葡警（多為土生葡人）的素質很低，不但貪汙盛行，而且對一般華人如狼似虎，動軋拳打腳踢。「一二•三事件」後，這些葡警對華人就客氣多了，有事件發生，只要工聯總會、街坊會等團體出面，往往能很快解決，再不象以往拖拖拉拉，要送錢才能快快過關。

　　其三、爭取到此後澳門社會政治環境的安定，使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成了澳門的主流社團。此前，國民黨特務在澳門橫行，經常搞爆炸等破壞活動，還透過郵包將爆破魔爪伸到拱北海關，何賢、崔德祺等知名人士都成為暗殺對象。「一二•三事件」後，國民黨的機構和人員被驅逐出澳門，從而結束了「紅、藍惡鬥」的局面，傳統愛國社團一派獨大。

　　當然，按照「二分法」的觀點，我們在充分地肯定「一二‧三事件」反殖及維護民族尊嚴的同時，也應看到由此而帶來的某些負面作用。由於「一二•三事件」的發生，與內地的「文化大革命」有著密切的關連，而後來的「綠村電臺奪權事件」，也與內地的「造反派奪權運動」頗為相似，故其負面的影響也不少。

　　其一是在澳督嘉樂庇簽署了「投降書」之後，澳葡當局的殖民統治淫威確實是被打了下去，但澳葡當局卻由此而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對許多應管的事情撒手不管，導致無政府主義思潮及行為猖獗，小販拒絕交稅及亂在馬路上擺攤檔，居民搶佔公地亂搭木屋，為日後的「遷拆木屋難」種下肇因。上世紀七十年代發生的許多原是霸佔公地借建的木屋的搬遷糾紛，就是其後遺症。此種無政府主義思潮和行為，直到中葡兩國建交之後，當新任澳督高斯達海軍少將抵澳履新，華人領袖何賢在歡迎宴會上致詞，大聲疾呼：「我們不能再搞無政府主義，必須服從和接受澳門政府的管治」後，才逐步扭轉過來。

　　其二是嚇跑了外來投資，經濟建設滯後了近十年。「一二•三事件」之後，正是「亞洲四小龍」騰飛之時。但澳門卻逆勢而行，吸引不到外來投資，致使經濟死氣沉沉，與香港的經濟迅猛發展拉開了距離。

　　其三是流失了大批精英人才，正因為澳門經濟發展低迷，就業市場欠佳，許多澳門出外讀大學的學生畢業後都不願返回澳門就業，甚至連在澳門就學的高中畢業生，連同土生葡人青年，也到香港求職，使得後來回歸前夕何厚鏵大歎「缺乏專業人才」，以至歷任回歸後歷任國家領導人也諄諄叮囑「要著眼長遠，加緊培養澳門發展所需的各類人才」。

　　其四是國民黨機構及人員被驅離澳門後，雖然澳門贏得了此後幾十年的社會政治安定環境，但在北京提出「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之後，澳門「半個解放區」的社會政治現象卻成了臺灣當局質疑「一國兩制」方針的「依據」，兩岸間也失去了一個間接接觸的橋樑。臺灣「陸委會」、「中華民國港澳協會」、中華港澳之友協會、政大國關中心的港澳問題專家，就曾對「一二•三事件」進行過研究，並認為廣東省人民委員會外事辦提出，澳葡政府接受的如下各項條件：「一、驅逐所有在澳門的蔣幫特務出境。二、徹底肅清蔣幫的團體、組織、機構和人員。三、禁止任何組織、機構、團體或個人懸掛或使用蔣幫旗幟、徽誌、稱號和招牌。四、禁止蔣幫特務進入澳門。五、今後如再有蔣幫特務利用澳門進行任何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活動時，澳門政府……即將之逮捕並移交廣東省人民委員會有關部門處理。」有某些不盡合理之處，如其繼續有效，澳門的回歸後就難以向臺灣發揮「一國兩制」的示範作用。導致在「江八條」發表之後，國民黨的研究機構還以澳門「一二•三事件」及其後續效應為例，表達了對進行兩岸和平談判的疑慮。

　　其五是正因為國民黨機構和人員被驅離澳門後，澳門成了「半個解放區」，傳統愛國社團一派獨大，才使傳統愛國社團中人長期缺乏像香港同道那樣的鬥爭磨練的壓力和動力，而在澳門社會轉入多元化發展時，就顯得束手無措，更重要的是缺乏像曾鈺成、馬力、陳婉嫻那樣的高智識型領袖。另外，一些人還背上了「功勞」包袱，將愛國愛澳事業當作是自己的「專利」，妒忌和排斥比自己優秀的外來人才，完全忘記了毛澤東、周恩來「愛國一家」、「愛國不分先後」，及習近平「團結得越多越好」的教導。其言其行，都不利於澳門各界人士的愛國愛澳大團結。

　　具有極為諷刺意義的是，當曾參與葡國反殖鬥爭「四．二五革命」的澳督高斯達，要進行行政改革，去除澳門的殖民管治色彩，向澳門右傾土生葡人勢力發動權力鬥爭，建議葡國總統下令解散澳門立法會，並頒令向澳門的華人居民開放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在客觀上有利於後來的「澳人治澳」時，那些曾在「一二‧三事件」中反抗殖民管治的愛國團體及群眾，卻反過來與高斯達的正義行為「對著幹」，動員全澳愛國社團組織「聯合提名委員會」，將那些僅僅在四年之前，對抗已經確定澳門是中國領土的中葡建交協議，要籍著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大搞「變相澳獨」行為，自己也曾與之進行鬥爭，並驚動到廣東省長習仲勳專程來澳實施干涉的右傾土生葡人，重新扶送回立法會。但正因為這些土生葡人曾經有過的逆歷史潮流而動的歷史，在四年後的第二次「聯合提名委員會」要再次將那些右傾土生葡人扶進立法會時，廣大的愛國群眾可「不幹了」，以致「聯合」流失大量選票，以六千多票輸給了「民生派」的八千多票。如果不是此前何思謙提出「自肥法案」遭到社會的批評，「聯合」可能會輸得更慘。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今天應當籍著回顧「一二‧三事件」五十週年，徹底摒棄「一『左』二窄」（廖承志語）的思維模式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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