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行政和「利益輸送」是兩個核心關鍵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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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崔世安帶領其行政團隊會見部分立法會議員，婉言其實是明確地拒絕了他們提出的期望特區政府在新《土地法》的框架中，盡快解決「海一居」事件，亦即是處理「海一居」問題不涉及對新《土地法》的修訂，只單獨處理特殊個案，以及希望政府在現有法律框架下盡快提出解決方法的建議。崔世安及幾位相關官員所持的理由，已經見諸於報端。而梳理歸納起來，這些理由可以濃縮為「依法行政」和「利益輸送」這兩個關鍵詞，其一是特區政府必須「依法行政」，不能帶頭違反法律的規定，也不能鑽法律的空子，因而在新《土地法》根本不存在「單獨處理個案」任何空間的情況下，無法接納新《土地法》的立法者所提出的可能會抵觸「依法行政」原則的建議，否則就將不但陷澳門特區政府於不義，而且也把立法會「拖下水」。其二就是很明顯地，崔世安對在新《土地法》的立法過程中，以及新《土地法》生效之後，面臨如何處理陸續到期的臨時批給土地個案，尤其是在「海一居」所在土地時，個別議員及社會上的「意見領袖」將「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高唱入雲，以至成為當時的「社會共識」，「有罪推定」地將他本人定位為「貪官」，而至今仍耿耿於懷。因此，「解鈴還需繫鈴人」，已經超溢了「由立法者自行矯正」的層次，也含有必須為蒙受「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誣陷的崔世安及其行政團隊「平反」的意涵。

　　實際上，新《土地法》完全沒有任何空間，可以按照部分議員的建議，以「特別個案」方式解決「海一居」的問題，已經是「鐵板釘釘」，不容置喙。這不但有終審法院原則岑浩輝、律師公會會長華年達大律師的法學理論闡釋，而且也已經有中級法院對「澳娛」土地上訴案作出的「贏了法理，輸了官司」的司法實踐所驗證。而且更直接與「海一居」案相關的是，當時崔世安作出行政長官批示，宣布「海一居」所在土地臨時批給失效，就是其中個別議員施加壓力的結果。當「收地」的惡果初步顯現後，這幾位議員則說可以運用新《土地法》中「公共利益」的條文予以解決，但特區政府在將之送交檢察院等權威機構進行鑑定後，得出的結論卻不屬「公共利益」，而是商業糾紛。這些個別議員又提出，可向法院討回公道，但上述的司法見解和實踐，又否定了其可行性。在這重重「失利」之下，竟然又要「屢敗屢戰」到不惜「自我打臉」，向行政長官提出有抵觸由自己親手制定的法律，讓行政長官陷於違反「依法行政」原則不義的建議，真讓人看傻了眼！如果不是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即將到來（當然也有「海一居」小業主痛哭苦況的原因），這個「髮夾彎」也真的轉得不容易。

　　「違法本是難堪事，利送更是大問題」。從第三任行政長官選舉起，在偽造「中央支持何超明參選行政長官」謠言的何超明團隊的操弄之下，「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就已經成為崔世安的「原罪」。從新《土地法》的立法過程，到「沒有了何超明」的第四屆特區政府公佈四十八幅承批商不歸責土地，「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主調」都高唱入雲，並也竟然形成了當時的「社會共識」。不要說，這既不符合《澳門基本法》的規定的「無罪推定論」－－盡管在歐文龍在其任內，確實是有極為嚴重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犯行，但不等於崔世安就是「第二個歐文龍」，因為連他們自己也拿不出實質證據，只是停留於「打嘴炮」的地步。事實上，崔世安就職後，沒有批出任何一幅商業用地，只是批出過一些政府和社會公益用地，又何來「官商勾結、利益輸送」？這種肆意無中生有地抹黑崔世安和澳門特區政府的做法，完全違背習近平主席「風景這邊獨好」，和李克強總理「這一片熱土」的高度評價，在客觀上有著迎合某些國際反華勢力，「繼香港特區和台灣地區都發生了這樣那樣的問題下，連澳門特區也不行了」，因而要全盤否定「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方針的意圖。

　　因此，崔世安在會見部分立法會議員時，對他們提出的基於「海一居」小業主利益，以公開招標或豁免公開招標方式判給原發展商土地的建議，就直接以將會引發「社會質疑利益輸送」的理由予以拒絕。這既是要為自己討回清白，更是要維護「一國兩制」方針和澳門特區政府的清譽。

　　人們注意到並紛紛議論，關於這段「古仔」有兩個「版本」，其一就是上述崔世安「俾檸檬吃」的經過，是在會見結束後由現場採訪的記者引述關翠杏介紹會見內容的版本。而隨後由特區政府發言人辦公室發出的正式新聞稿，則無此語。夠「諷刺」的是，當初其人就是把「官商勾結」、「利益輸送」叫得最響亮者之一。因而由其人轉述崔世安的心中塊壘，就大有妙曲異工之效。

　　由此，坊間就有了「陰謀論」。政府在「海一居」以至新《土地法》的問題上，表現得似乎是「不近人情」以及「被綁手腳，無所作為」，其實是一個「苦肉計」，由此而凸顯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的荒謬。現在這個「苦肉計」接近成功了，從當初的無人理會「海一居」小業主的苦況，到現在社會上普遍同情「海一居」苦主，就連「始作俑者」的個別立法會議員，也走入「髮夾彎」，幾乎翻轉了社會氛圍。

　　但仍不足夠，因為受新《土地法》不盡完善條文之苦的，不單止是「海一居」，而且還有南灣湖Ｃ、Ｄ區，及其他的一些土地（只是部分，不是全部）。就以南灣湖C、D區為例，二十五年的臨時土地批給期，有十年用於填海工程，一年用於市政建設工程，根本不可能進行土地利用。到可以利用土地了，又遇到美高梅的「換地」而未能開展，緊接著又因要保護「世遺」及重新規劃而使得利用土地停頓。再到劉仕堯時期，擔心會被指責為「歐文龍第二」而持抱「多做多錯，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對發展商送交的圖則全部壓在抽屜底。而新《土地法》剝奪行政長官行政自由裁量權的設計，就是在此背景下形成，當然更是得到已經佔領道德和輿論高地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論調的全力「保駕護航」。

　　因此，行政長官及其行政團隊所要的，不但是要恢復正當及受制約的適當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維護基本法所規定的「行政主導「原則的「裡子」，避免像香港特區立法會「拉布」，台灣地區「立法院」在野黨「立委」霸占主席台，導致政府有利於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的法案，出不了政府總部的惡象，也在澳門特區發生；而且也是要為硬栽在自己身上的「官商勾結」、「利益輸送」的「原罪」予以「平反」的「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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