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習仲勛與澳門密切相關的幾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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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前副委員長、中央政治局前委員、中央書記處前書記習仲勳先生逝世十五周年的紀念日。由於按照相關慣例，對已經逝世的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紀念活動，是在誕辰日而不是逝世紀念日舉行，而且一般是逢十才進行，因而昨日北京沒有舉行任何紀念活動。不過，筆者仍然願意以自己的所聞所見，與讀者朋友們分享習仲勳先生與澳門密切相關的幾件事情，溫故知新，更為堅定對維護國家領土、主權的統一、完整及安全，維護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的決心和信心。

　　一九七八年，習仲勳獲得「解放」並出任中共廣東省委第二書記（第一書記韋國清時任解放軍總政治部主任，因而實際上是習仲勛主持全面工作，後來韋國清專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習仲勳「坐正」第一書記）後不久，就積極進行平反有港澳關係的居民的冤假錯案。「文革」中，凡是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都被歸為「異類」，入黨提幹參軍都受到限制。尤其是在「一打三反」期間，時任廣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的廣州軍區政委劉興元，拋出了關於處理有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的「六條規定」，對廣東省內所有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幹部職工（包括筆者）進行審查，將之打成「現行美蔣特務」，並投入「牛棚」、「老鼠竇」，「一個也不能漏」，採用了殘酷的鬥爭手段，其中不少人死於非命（筆者也曾「陪槍斃」並自殺未遂）。習仲勳調到廣東之後，工作千頭萬緒，但他將平反作為重要事務。除了親自為轟動海內外的「李一哲案」平反之外，還為廣大受迫害的有港澳和海外關係的人平反，並從理論的高度，批判那個「海外關係黑六條」。而也正在此時，《參考消息》轉載了香港《爭鳴》雜誌刊登的一位印尼歸僑撰寫的文章《我們為甚麼離開祖國》，許多受過迫害的人都燃放鞭炮，慶賀自己的「第二次解放」。

　　習仲勳結合到赴寶安考察「逃港風」的情況，決定批准那些曾經遭受迫害的港澳眷屬到港澳定居。這就是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零年間，大批廣東籍居民到澳門定居的原因，據說有近十萬人。緊接著，福建省委第一書項南也採取了同樣的措施，這也是一九八一至一九八四年，大批福建居民到澳門定居的原因。直到一九八四年，澳門保安司令斐迪鎏上校與內地廣東、廣西、福建、上海、北京等五省市公安部門達成協議，將內地居民前往澳門的證件分為「單程」和「雙程」的兩種，其中「單程證」每年名額一千四百四十四名。

　　但在一九八四年之前，廣東與福建批出通行證的情況有所不同。廣東是嚴格按照相關規定，只有在港澳有親屬，並得到其港澳親屬以書信同意的廣東居民，公安部門才批出通行證。而福建在執行過程中則有所「取巧」，即使是其居民在港澳沒有親屬，只要有一封從港澳寄來的「親屬」信件，就可獲公安部門批出通行證。由於數萬福建居民獲批准到澳門之後，沒有親屬可投靠，語言也不通，因而紛紛到語言相通的台灣地區或新加坡謀生，這就是當時在台灣有數萬原籍福建的澳門勞工的原因所在。

　　當時澳門出口加工業蓬勃，嚴重短缺勞工，因而大量廣東原居民湧到澳門，解決了工源問題。但也導致本地工人薪酬上升空間受壓，租金飆升，引發老居民與新移民的尖銳矛盾，甚至正式輿論有咒罵新移民是「社會主義逃兵」之語。但在後來，這些無論是來自廣東還是福建，還有其他各地的新移民，為澳門的繁榮建設做出了重大貢獻，也是當時澳門經濟躍上一個新台階的重要支撐。而且，後來有不少人在社會科學等「冷門」領域，作出了本地老居民或缺的重要貢獻，填補了此前一些領域的「空白」。至今就有不少人成為社會精英，是建制派的重要力量，「澳人治澳」隊伍中的重要成員。

　　習仲勳與澳門密切相關另一件事，是他與廣東省委、省政府的同事們，乘著中央決定實行改革開放的東風，向中央申請在深圳、珠海設立出口加工區（後來鄧小平將之改稱為「經濟特區」）。澳門商人一馬當先積極響應，其中曹其真投資建設「香洲毛紡廠」；吳福投資建設「石景山旅遊中心」，並引進港澳式的餐飲服務，當時的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感到新鮮，指示推廣到全國去，《人民日報》就此進行了報導。

　　習仲勳最直接與澳門相關的，是一九八零年六月，支援澳門華人議員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等，及葡人官委議員的反對「變相澳獨」的鬥爭。當時，宋玉生等土生葡人議員要修改《澳門組織章程》，將澳督的產生方式，由葡國總統經過諮詢澳門各界代表意見後委任，改為由澳門居民一人一票直接選舉產生。但當時華人居民並不擁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等於是一萬多土生葡人自己「玩晒」。而且更嚴重的是，一九七九年二月八日中葡建交有秘密協議，澳門是暫時由葡國管理的中國領土，因而由葡國總統管理澳門並委任澳督，是符合秘密協議的精神的；而直選產生澳督，有「海外自治」含義，不符合秘密協議精神。對此，香港《大公報》發表《不允許澳門少數人搞變相澳獨》的社論（當時港澳工委尚未「分家」）。而澳門南光公司總經理柯正平，也指導各界社團和媒體進行批判。華人議員何賢、馬萬祺、崔德祺、彭彼得等，及葡人官委議員則以拒絕出席立法會的會議，使之籌不足人數而流會」的方式進行杯葛。

　　但《立法會章程》規定，議員連續五次「曠會」將喪失議員資格。而這些議員已經連任四次缺席會議，情況危急。正在此緊急關頭，澳督伊芝迪將軍邀請廣東省長習仲勳訪問澳門，各位華人議員就以「接待習省長」為由請假，避免了被褫奪議席的危險。

　　最重要的是，南光公司在其大樓內的禮堂舉行「澳門各界同胞歡迎習仲勳省長座談會」，將不是「同胞」的宋玉生等人也邀請到會。當時，香港無線電視駐澳記者何文傑詢問，習仲勳省長訪問澳門是否與修改《澳門組織章程》有關？習仲勳讓曾任香港新華社社長的梁威林副省長回答：「畫公仔唔使畫出腸」。至此，宋玉生等人知道大勢已去，銳氣大挫。而且，此時已距離葡國國會的會期結束沒有幾天，趕不及通過《澳門組織章程》（修訂草案）並送交葡國國會審議，一場「變相澳獨」圖謀就此無疾而終。

　　習仲勳在澳門期間，還到了路氹九澳考察，計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海面。他就像當年戰爭時代那樣，用望遠鏡觀察。而後來曾經聲稱「我比澳門更早籌劃興建國際機場」的梁廣大，當時還在佛山地區工作。

　　習仲勳在澳門還「成就」了一個政治術語。後來曾任廣東省人大代表的畢漪汶校長，在座談會上發表感想，感概地說過去長期以來是「大香港小澳門」，而現在習省長首次外訪就是來澳門，使她消除了這種自卑感。筆者以「林亞林」筆名在香港政論雜誌的報導中引用了此語，結果「大香港小澳門」即迅速傳開來，並經常被香港政媒人士所引用。

　　當時還發生了一件「意外」，因為習仲勳到澳門是採用「訪問」一詞，香港《星島日報》發表社論，認為「訪問」是對外國而言，對本國地方應當使用「視察」，因而認為北京並不準備收回港澳。習仲勳在參觀市政廳（現民政總署）時突然脫稿激動地說，港澳從歷史上就是中國的神聖領土，將來定會收回，並且實行與內地不同的政策制度。由於當時港澳記者大多普通話不靈光，尤其是難以聽懂習仲勳帶著濃重陝西腔的普通話，可能再加上對「港澳回歸」的議題尚未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因而放過了這段談話。而香港《新報》記者龍景昌，因為參加了香港「托派」組織「革命馬克思主義聯盟」，而政治敏感度甚高，聽出了「味道」，邀請筆者為他逐句「翻譯」他所錄下的談話內容，結果翌日《新報》和澳門《大眾報》同時刊出了這段談話內容，轟動了港澳。這是首次公開中央對未來港澳政策的重要信息，比鄧小平公開談「一國兩制」還要早（可能是已在內部有定論，但公開談習仲勛則是第一個）。而港澳新聞界卻以只有一家媒體「聽到」，其他媒體都沒有「聽到」為由，質疑這一報導的真實性，筆者也因此而承受了極大的政治壓力。但僅是隔了幾年，中英和中葡先後談判，這就等於是間接為筆者「平反」。

　　不久後習仲勛再次進京（當年他是「五馬進京」中的一員），出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分管港澳工作。據《許家屯回憶錄》所述，許家屯調任香港新華社社長前，習仲勳與廖承志都說，港澳工作「一『左』二窄」。

（發自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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