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進行國情區情教育能否加入紅色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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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山大學附屬第一醫院昨日舉行手術科大樓「柯麟樓」的命名及揭牌儀式。但昨日既不是柯麟醫生的誕辰紀念日（十月九日，柯麟醫生於一九零一年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出生，折算西曆為十月九日），也不是其逝世紀念日（九月二十三日），而選擇在昨日舉行「柯麟樓」的命名及揭牌儀式，可能是另有含義，還望識者廣而告之。

　　在柯麟、柯正平仲昆關懷下成長的行政長官崔世安，應中山大學邀請前往廣州出席了「柯麟樓」的命名及揭牌儀式，以表達對國家發展醫療衛生服務的關心和支持，以及對柯麟先生為澳門醫療衛生事業作出的貢獻、對中山大學長期協助澳門的醫療教育培訓和交流，致以由衷感謝。

　　與柯麟醫生是革命戰友的葉劍英元帥的後人，也出席了「柯麟樓」的命名及揭牌儀式，葉劍英元帥長子葉選平還為「柯麟樓」題字，該題字鐫刻在大樓上。而從行政長官辦公室發出的新聞稿中，則未見同樣與柯麟醫生關係密切的葉挺將軍的後人、澎湃烈士的後人，以及李鵬前總理的家人出席，可能是他們平時並不在廣州之故（其實，澎湃烈士的孫女、曾在澳門中聯辦工作過的彭依娜，還有葉挺將軍的一些後人，就在距離廣州不遠的深圳）。　　

　　實際上，筆者首次知悉柯麟醫生的革命事蹟，就是與上述中共黨史著名人物密切相關的。說來湊巧，就是在澳門從事新聞工作的第一天，一九八零年一月八日，是周恩來總理逝世四周年紀念日，正在澳門訪問演出的中央樂團在公教大會堂舉行了紀念周總理逝世四周年專場演奏會，筆者受所服務的報社委派前往採訪報導。也就是在當天的《人民日報》（因郵運需時，幾天後才能收到）上，刊登了柯麟醫生所撰的悼念周恩來總理的長篇文章。其中談到了他在上海中央特科工作時，在周恩來的指揮下，為中央特科的「紅隊」懲罰出賣澎湃烈士的叛徒白鑫，提供了關鍵性的情報；及在香港，救護了廣東省軍委書記李碩勳烈士的妻子趙君陶（早期烈士趙世炎之妹），及當時只有三歲的兒子李鵬；以及奉命轉進澳門，就近照顧葉挺將軍，為其後來重新「出山」，出任新四軍軍長作好鋪墊等系列往事。後來有一次機會，筆者詢問柯正平，柯正平證實了此事，並證實了柯麟是其胞兄。再後來，柯正平向筆者贈送《柯麟傳略》一書，使得《新華澳報》的前身——《華澳郵報》，在幾年後柯麟醫生高齡逝世時，能夠編輯出可以說是在澳門最為「圖文並茂」的專輯。

　　隨著曾經跟隨柯麟、柯正平叱吒風雲的老一輩「澳人」的逐漸離去，澳門曾經發生過與內地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相比毫不遜色的往事，也逐漸被人們所淡忘。就以柯麟、柯正平仲昆為例，人們常說，沒有柯麟、柯正平兄弟，澳門的近代史，可能會缺少重要一頁。實際上，中共於上世紀三十年代之後在澳門地區的活動和發展史，主要地就是由柯氏兄弟支撐起來的，直到現在內地的「中國共產黨網」和「人民網」還掛著《不能忘記澳門的柯氏二兄弟》的文章。兩人都是地下共產黨員，但隸屬於不同的組織，而且兩人一直對對方保密自己的身份，但卻「心有靈犀一點通」地相互密切配合。直到新中國成立後，兩兄弟才正式互稱「同志」，成為澳門當代史上的一段佳話。柯麟、柯正平兩兄弟在澳門的奮鬥歷史，各有千秋，但都在各自不同的崗位上作出了重大貢獻。柯麟的「潛伏」是戰略性的，是直屬於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中央南方局的，專志於長期的高層統戰工作，其性質有如潘漢年的工作那樣。而柯正平則是屬於接受地方黨組織所指派，進行既是戰略性又是戰術性的「潛伏」，在澳門以貿易為掩護，創建地方地下黨組織，團結和組織廣大基層民眾，投入新民主主義的鬥爭，恢復和加強東江抗日根據地與南路、海南島等抗日根據地的聯繫，開闢澳門經廣州灣（即今湛江市）至重慶南方局的交通線，還按上級指示將電台和東縱報務人員安全送往瓊崖縱隊，使其恢復與中央的電訊聯繫（按：據中共湛江黨史資料所載，該電台是經廣州灣轉送，為此，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地還編寫了粵劇演出）。新中國成立後，又對外代表中國政府與葡方進行交涉，對內則代表中央政府加強與澳門愛國同胞的聯繫，並將之組織起來，建立各界別的社團，為形成「半個解放區」打下組織基礎。

　　與香港的情況不同的是，在澳門的主要中方機構，都是柯正平發揮主觀能動性一手創辦起來的。——在早期香港的幾家中方機構，如香港新華社、華潤公司等，是分別由喬冠華、錢之光等人奉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命令，攜帶資金到香港創辦的。而在澳門，則是柯正平奉東江縱隊指示到澳門開闢工作後，以個人在香港和澳門的經商所得，先後創辦了南光行、南通銀號、中旅社等商號，以經商為掩護，進行中共的地下工作的。在新中國成立後，他把上述商號都無條件奉獻給國家，後來幾經變身，分別成為現在的澳門中聯辦、南光集團、中國銀行澳門分行等機構。澳門的幾個主要的傳統愛國愛澳基層社團組織——街坊總會、工會聯合會、婦女聯合會、澳門學聯等，也是柯正平領導創建。

　　據柯正平長孫女柯海帆在本報發表的《懷念我的爺爺柯正平》一文所述，柯正平生性爽朗，待人誠懇，喜好結交朋友。在澳門，無論哪個行業，哪一階層，都有他的好朋友，就連餐廳的小老闆、服務員對他也是「柯生」長、「柯生」短的。筆者對此持述論深有感觸。猶記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筆者在本行業內的處境十分艱難，動輒得咎，幾乎抬不起頭來。是柯正平先生親自為筆者解困，除了是多次單獨請筆者飲茶，瞭解情況，給予鼓勵，並就中葡談判及澳門社會政治事務進行平等交流外，還在公開場合創造機會為筆者「平反」。在選舉產生澳門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時，筆者自薦報名參加，遭到不少人極力反對，是柯正平和周鼎、何厚鏵等人力排眾議，使筆者得以當選。對此，筆者至今仍銘記在心，因而，此後凡是柯氏兄弟及其後人所委交的事情，都堅決完成，不講價錢。

　　習近平主席、李克強總理和張德江委員長在視察澳門時，都提出了繼續面向未來，加強青少年教育培養的要求，指出澳門青少年是澳門的希望，也是國家的希望，關係到澳門和祖國的未來。要實現愛國愛澳光榮傳統代代相傳，保證「一國兩制」事業後繼有人，就要加強青少年的教育培養。而澳門特區政府和澳門各界社團尤其是青年團體，也正在響應國家領導人的號召，積極地以各種生動活潑方式，對青少年進行國情和區情的教育，其中一個方式就是專程到內地的井岡山、遵義、延安等革命聖地，進行紅色之旅教育，以加強青少年對國情的了解，並增加國民身份的自豪感，及對中華文化的認同感。實際上，紅色文化體現了中華民族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民族精神，「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愛國情懷，中華民族「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的高尚氣節和富有理想、甘於奉獻、勇於犧牲的民族品格，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源頭之一，在愛國主義教育方面具有獨特的優勢。

　　因此，在澳門也經合實際情況，對青少年進行柯麟、柯正平、葉挺等的革命事蹟的教育，也應是「紅色之旅」的其中一項內容。這與「一國兩制」並不矛盾，因為既然「一國」是「兩制」之本，那就應當理直氣壯地宣揚屬於「一國」範疇的一切事物，包括曾經在澳門發生過的可歌可泣的「紅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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