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會決定是對「守門員」政策的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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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強調指出，必須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完善中央對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的任免制度和機制、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解釋制度，依法行使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各項權力。建立健全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支持特別行政區強化執法力量。

　　這就在制度上落實了必須堅持「一國」是實行「兩制」的前提和基礎，「兩制」從屬和派生於「一國」並統一於「一國」之內；必須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香港特區、澳門特區實行管治，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絕不容忍任何挑戰「一國兩制」底線的行為，絕不容忍任何分裂國家的行為的理論。在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領域，更向「一國」靠攏，在保障特區高度自治權的同時，更應著重「一國」亦即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

　　這可說是香港的內外反中亂港勢力「撞到了槍口上」。這如筆者所言，就在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清除阻礙因素並「定於一尊」後，著力落實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以「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為總目標，決定在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為此作出總體決定之際，內外反中亂港勢力卻籍著香港特區修訂《逃犯條例》，進行反撲，搞了這麼一單「傑撻撻嘢」。再回顧到香港回歸二十多年來，反中亂港勢力一直在搗亂，從反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反國教，到非法「佔中」等，還要刻意培養像黃之鋒這樣的年輕人，作為李嘉誠口中的「未來國家主人翁」，若干年後香港特區的政權建設，包括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公務員，和立法會議員，可能都是由這些「未來主人翁」據位。這就使得中央警覺，這是明顯的篡區奪權，要奪取香港特區的管治權，並藉此向內地滲透，樹立「民主制度」的樣板，發揮「蝴蝶效應」。這不啻是給中央敲響警鐘，在制定「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方針中，對如何全面準確落實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必須突出中央對特區的全面管治權是國家憲法和基本法賦予中央的憲制責任。實際上，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政權，在遇到分裂國土的訴求時，都必會「條件反射」地作出抗禦反應。因此，在客觀上看，反中亂港勢力這次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飛蛾自撲火」。

　　自從秦始皇統一中國後，就一直是實行中央集權制亦即「郡縣制」。毛澤東一九七三年在《七律•讀〈封建論〉呈郭老》中指出，「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就是如此。正因為如此，當年在討論國家統一的方式時，鄧小平提出凸顯中央集權制的「一國兩制」，反對「聯邦制」。後來證實這是有先見之明。否則，就像那些實行聯邦制的國家，如蘇聯、南斯拉夫那樣，四分五裂。

　　因此，香港、澳門兩個特區雖然實行高度自治，但在與中央的關係上，與實行國家母體的社會主義法律制度的內地省級行政區劃相比，並不具什麼不同的特殊地位，都是按國家憲法規定的中央政府領導下的一級地方國家政權單位，決不會因為「兩制」的關係而與中央政府「平行」，而是中央與地方、上級與下級的關係。

　　當然，由於「一國兩制」是沒有前例可參考的新鮮事物，因而在實施過程中，曾經有過教訓。在回歸初期，中央主管部門以「不干預港澳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為由，提出了「守門員」政策，隔絕了中央與特區的交流。一次，波蘭總統訪華，到了深圳，下一站是香港，然後回國，中國的陪同團長對他說，其陪同行程到此為止，不陪到香港了。波蘭總統很驚訝：香港不是已經回歸，成為中國的一部分了嗎，為何不再陪同？陪同團長說，這是中央的規定，內地的官員不能到香港。當時的《人民日報》還以正面態度予以報導，表達中央對「不干預港澳特區高度自治事務」的誠意。筆者當時就不以為然。

　　不久後的二零零二年，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力，獲邀請到香港中聯辦欣賞一部電影之後，在《文匯報》發表一篇文章，深有感概地說，自己在回歸前是香港新華社的常客，但在回歸後倒是有好幾年沒有進過新華社（中聯辦）了。筆者就據此在本欄提出一些看法，指出在回歸之前，港澳各界別的訪京團不絕如縷，中央有關部門熱情接待，強化了港澳居民「熱盼回到祖國懷抱」的心情；但在回歸之後，這種交流嘎然而止，國務院港澳辦「門前冷落車馬稀」，甚至不讓記者採訪，與回歸前的熱情接待記者形成鮮明對比。筆者認為這種政策措施可能會在客觀上形成特區居民與中央的隔閡。

　　果然，翌年香港就發生了「七一大遊行」。而且對比更鮮明的是，在二十年前中英談判時，對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表現最正面最積極的，是法律界和教育界；而在二十年後反對為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最起勁的，偏偏也是法律界和教育界。這可能也與他們在回歸後，因為未能經常組團到北京訪問並受到中央相關領導人接見，感受不到中央的溫暖有關。

　　筆者在發表此系列述評的同時，籍著澳門中聯辦主任白志健宴請新聞界負責人的機會，向他表示，在回歸前，澳門新華社每年都組織新聞界高層訪問北京，並先後安排李鵬總理、錢其琛副總理等國家領導人接見，這讓澳門新聞界感受到祖國和中央政府的溫暖，因而在過渡期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但在回歸之後，就停止了。白志健當面詢問王今翔副主任，獲得證實後，就當場拍板，以後會恢復這樣的活動。果然，在中共「十六大」開過之後，澳門中聯辦就安排澳門新聞界高層訪京，獲得分管意識形態事務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長春接見。此後每逢中央高層換屆，都安排新聞界高層訪京，先後獲得中央政治局委員兼中宣部長劉雲山、劉奇葆、黃明坤等領導人會見。而澳門社會各界社團的訪京團也恢復到回歸前的熱絡程度。應該說，澳門愛國愛澳的力量比香港強得多，優良傳統固然是主要原因，而澳門中聯辦積極安排各界別人士加強與中央及內地的交流，也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這個教訓確實是太深刻了。雖然香港目前發生的事態，不盡然是當年「守門員」政策造成的惡果，外部勢力介入也是重要因素，但按照毛澤東關於「即使是有溫度，石頭也孵不出小雞」的著名哲學理論，內因才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因此，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公報》提出「健全中央依照憲法和基本法對特別行政區行使全面管治權的制度」，在一定意義上，就是以習近平為核心的中央進行撥亂反正：既是對目前香港的事態進行撥亂反正，也是對此前的「守門員」錯誤理論政策進行撥亂反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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