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屋姓公」回到弘揚低下階層居住正義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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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立法會前日細則性通過修改《經濟房屋法》。新法有幾個顯著的重點，包括個人申請年齡下限改為二十三歲，未來經屋分配將由分組排序改為計分排序；經屋售價將以成本為標準，考慮批地溢價金、建築成本及行政成本三方面的因素，由特首釐定；轉售時亦必須以最初購買價格售予房屋局，不再流入私人市場。換言之，「經屋永遠姓公」。列席會議的運輸工務司司長羅立文強調，有信心當經屋有穩定供應後，可以做到定期開隊，進而再恆常申請，但仍需要一段時間。

　　今次修法的其中一個重大舉措，是在申請經屋的年齡限制方面，原先修訂文本建議上調至二十五歲，但經討論後改為家團代表年齡維持現行十八歲，個人申請年齡下限則改為二十三歲。這個議題引發議員群起展開激辯，多位議員表明反對，認為提高年齡是歧視。而羅立文則重申，有關經屋申請年齡的問題已在一常會內充分討論，強調年齡調整並非政治決定及歧視，而是立法選擇。他反問若十八歲可個人申請，「是否希望子女一到十八歲就申請經屋離開父母？超過九成人讀大學，我認為『十八歲申請』需求很少」。

　　雖然在社會上對此議題見仁見智，但從常理上說，將個人申請年齡下限從十八歲調升為二十三歲，似乎是較為合理及符合社會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實際上，十八歲才中學畢業，不但是沒有經濟能力購買經濟房屋（此年齡有經濟能力購屋者，購買目標不會是經濟房屋），而且自理能力也較弱，缺乏離家獨立的能力。而且，在當今澳門社會升讀大學率極高的情況下，十八歲的青年大多還是剛考上大學，正在就讀中，也沒有購買經濟房屋的實際需要。因此，讓青年人在大學畢業並工作一兩年後自置居所，才比較合理。但必須遵循一個前提，就是應當在最大可能上，讓二十三歲及以上的青年人，尤其是其中的新婚青年，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購買到所需要的經屋單位，幫助他們解決「上樓難」的難題。這正是目前組構成民怨的主要源頭之一，特區政府只要能夠充分滿足有需要的青年的願望，民怨就將消除一半，澳門特區社會就將更為和諧團結。而隨著新城填海區的造地工程進展順利，及空置土地的收回，過去困擾特區政府「無地興建公屋」的難題得以解決，而且還有橫琴的「澳門新街坊」等項目的落實，相信在賀一誠的兩屆十年行政長官任期內，可以基本上解決「上樓難」的問題。

　　至於「經屋永遠姓公」的定位，更是符合經濟房屋政策的初衷，是弘揚低下階層的居住正義的應有之義。「居住正義」的內涵，包含了人人居住機會平等，儘管是支領低薪的社會新鮮人、底層勞工、弱勢族群，皆能擁有自己的安隱居所。也包含了房市交易資訊透明、稅制公平、打擊炒作，以及更大範圍的都市更新、都市建設與文化延續，相關法規建立等，是一個全方位的「居住白皮書」。更廣義來看，讓每個人安居樂業，才是真正的「居住正義」。

　　具體到經濟房屋的範疇，既然經濟房屋是使用公共資源，包括國有土地、公共政策、政府財政等，當然是屬於公共財產。因而其分配就必須是為政府政策服務，用來解決「上樓難」等社會公共問題，是用來解決低下階層的居住問題的，不是用來作為牟利工具，這更符合習近平在「十九大」提出的「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論述。由於經濟房屋是解決初端居住的問題，入住者在經過職場奮鬥或創業幾年後，有了一定的積蓄，可以以分期付款方式購買市場樓宇單位，而且也希望提高居住品質，因而不再居住經濟房屋之後，就應該以購入價交還給政府，由政府再投放分配給後來的有需要人士，循環使用，「永遠姓公」，而不是當作持有人的私有財產，把本來屬於公共資源的經屋當作是私有財產而炒賣牟利。

　　對此，澳門地區是有過深刻的教訓的。就是在一九九五年時，澳門經濟極度低迷，建築房產業積壓了大量的空置單位，相關業者的經營也極度困難。前澳葡政府為幫助業者走出困境，消化部分空置樓宇，推出了置業移民政策。內地居民只需購買一定款額的樓宇單位，及擁有第三地的居留權，就可申領澳門居民身份證。這項政策確實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幫助相關業者解決建成樓宇單位滯銷的問題，盤活了資金。因而在回歸後，特區政府仍然繼承該項政策。在賭牌開放前，這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雖然欠妥，但也是「必要之惡」，難以非議。但在賭牌開放後，澳門經濟好轉，而且因為大量的中介商和外僱，對樓宇租賃和銷售市場的需求甚殷，這項政策就將其「惡」充分地暴露了出來，而且也失去了其原本還具有的一點兒「必要」的合理成分。

　　尤其是恰在此時，房屋中介業的「猛龍」過江，引進主動進攻型的中介方式，遊說業主高價售賣自己正居住的樓宇單位，而促使樓價飆升的惡性循環。而置業移民的「門檻」過低，使得利用該政策的內地居民，集中搶購中低檔的樓宇單位，造成樓價飆升，原本只是十多萬元的經濟房屋單位，也急升到一、二百萬元，而這種檔次的樓宇單位，正是澳門中低收入階層居民的主流消費對象，這就嚴重影響了中低收入市民的購樓能力，損害本澳中下階層居民尤其是不符入住經濟房屋、社會房屋資格，但又購不起「豪宅」的多數市民的置業利益，而且更是成為澳門居民民怨最大的「上樓難」的原始因素。

　　而且，「置業移民」政策的享受者，只是以一百萬元的「置業投資」，就可換取一家人的澳門居民身份證，享受澳門特區的各種福利。其中成年人可以進入賭場工作，沒幾年就可收回「置業投資成本」；子女也可以澳門居民的身份，在報考內地的高等院校獲得政策優惠，造成另類的「高考移民」，而將其之前同班那些成績較好的同學「比了下去」，因而意見很大，告狀告到了中央教育部門。

　　更離譜的是，這種惡劣中介手法，導致「一樓兩賣」以至發生血案。這又引出一個議題，澳門需要一部規範公平交易的法律。實際上，在我國的台灣地區，就有一部《公平交易法》，並在「行政院」下設置「公平交易委員會」。今日的「總統」蔡英文，當年就曾任「公平交易委員會」的委員，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五年間，她奉李登輝的命令，草擬《港澳關係條例》草案，先後三次率團來澳門召開座談會，先是進行調查研究後是徵詢對法案的意見，其名片上的第一個職銜，就是「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委員」。

　　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因人而否定這個設立「公平交易委員會」的本意。同樣地，有朋友提出「澳人澳地」的概念，就可能是因為其是反對派的關係，而予以全盤否定，變成另一種形式的「為『反對』而反對」，與反對派的「為反對而反對」形成「難兄難弟」。實際上，「經屋永遠姓公」，在一定意義上，也可說是廣義的「澳人澳地」，尤其是與十多年前在實施「置業移民」政策時，內地居民在申請過程中，就可以購買經濟房屋的行為相比，「經屋永遠姓公」就可阻止這種情況再次發生，保證經屋永遠都是由符合資格的澳門居民購買，使得澳門居民的居住正義、福利和權利，不受侵蝕。而由於這廣義的「澳人澳地」，只是嚴格適用於公共房屋領域，而不涉及到商業房屋，也就不會對地產工商界在市場樓宇領域的經濟利益構成任何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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